近期，特朗普政府曾一度将欧盟驻美大使级别从“国家级”降为“国际组织级”，排名位居其他驻美大使之后，欧盟大使因此倍感羞辱。《华盛顿邮报》称，美国国务院降低欧盟的外交等级，意味着欧盟代表在美国晚宴上的座次、被邀请参加的招待会等都会受到影响。其实，受到轻视的不仅是欧盟驻美大使，还有发展美欧关系对美国的重要性，这符合特朗普看重硬实力的一贯做法，反映出其现实主义外交思路。
特朗普坚信包括欧洲在内的盟友长期搭美国“便车”，为盟友提供的安全保护消耗了美国的国力，而盟友却在气候变化、伊核问题、国际机构改革、经贸失衡等问题上与美国“离心离德”，美国得不偿失。不仅如此，欧洲还在钢铝、汽车出口关税问题上与美国叫板，在经贸问题上一度与美剑拔弩张。在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有色眼镜下，欧盟的地位和作用不仅暗淡无光，甚至成为其国际战略的负资产。特朗普上台后，拒绝肩负国际责任，并频频退群，美国对欧洲的战略倚重进一步下降。由此，特朗普轻视对欧关系并不出乎意料。
实际上，欧洲从美国外交中心淡出，从上世纪末欧元诞生即已开始。在美国看来，欧元天然地对美元独霸地位构成了威胁;本世纪初，伊拉克战争加大美欧之间的政治裂痕;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等国际政治理念和议程上，双方分歧严重。2008年金融海啸原本应是美欧弥合分歧、同舟共济的机遇，孰料美国忙于自顾、隔岸观火，并力推战略重心东移，令当时的欧洲寒心不已，感叹“西方世纪正在终结”。奥巴马曾在其第二任期试图修补产生裂痕的美欧关系，重申美大西洋传统，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但口惠而实不至，欧洲一直未能重回美国政策中心。
美欧关系今后是重新弥合，还是进一步分裂，将取决于张力和合力这两种力量的博弈。随着民粹主义在美欧的继续发展，双方国内都存在推动矛盾公开化和分裂的力量。但是，世界经济的周期性调整、经济危机风险因素的上升，以及应对新兴经济体群起性崛起的需求，又迫使美欧有抱团取暖的需求。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其速之快、其势之猛“超乎预期”，所谓美国霸权“衰弱”、西方“制度性危机”等论调令美欧危机感倍增。为应对所谓来自新兴力量的战略挑战，美欧可能暂时搁置彼此间分歧，共同捍卫西方霸权的共识。
因此，未来美欧关系的主要特征将是若即若离、欲近还远，这一特征会持续较长时间。在此期间，美欧都可能会转向发展与其他政治力量和市场的合作。此前支持美欧同盟体系的安全、经济、价值观、国际秩序的四大纽带有向仅剩安全纽带退化的可能。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因此变得更加纷繁复杂。(作者余翔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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