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义乌订婚彩礼“十八担”包含8888888元现金。（图据中国新闻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于2月19日发布。这份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注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三农”领域不少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在乡村治理方面，谈到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时，文件特别提到，要“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孝道式微、老无所养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
这是“天价彩礼”首次明确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里。近年来，与“天价彩礼”相关的新闻现象并不少见诸报端，特别是一些农村地区流行“天价彩礼”，不少农民为了娶媳妇而负债累累，甚至重新返贫。还有一些农村青年哀叹“娶不起媳妇”“结不起婚”。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笔者返乡见到一些农村婚俗“怪现象”——在河南驻马店市某村，男女双方恋爱谈了6年，女方家却一直不同意自家闺女与男方家长见面，理由是“彩礼没备齐”——女方向男方索要40万元彩礼，此外男方还需在市区备齐车房，房本还要写俩人名字。此外，春节期间曝出新闻称，江西一父亲为儿子攒彩礼4年不敢回家过年，老人说：彩礼得50多万，春节工地能开三倍工资，宁愿不在家过年也得挣钱为儿子娶媳妇。无需赘言，动辄数十万的彩礼对于多数农民家庭而言，无疑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天价彩礼的泛滥，挑战公序良俗，恶化农村社会风气，加剧家庭矛盾，影响农村稳定。
“天价彩礼”看似自愿，实则无奈，背后折射出乡村治理面临的一些困境。首先，是现阶段农村普遍存在的人口性别比失衡的问题。眼下进入适婚年龄的这一代人正是出生于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最严格时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情况比较严重。农村婚姻市场中男多女少，是彩礼坐地起价的根本背景。
其次，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了天价彩礼问题的严重性。近十多年间，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外出务工成为农村人口就业的普遍选择，落后地区性别比失衡的现象日趋严峻。早前，彩礼只是东南部某些地区面临的局部性问题，而在人口流动加快的背景下，西北落后地区近年来人口大量外流，女性相比男性更易于流动到高收入地区，尚未走出农村的适婚男青年，在当地相对封闭的婚姻市场就要面对彩礼上涨的高门槛。
再次，促进乡村移风易俗、治理天价彩礼难以找到一个好的抓手。在应对策略上，治理天价彩礼问题的难点，一是在于这种现象有跨地域的特征，整个农村攀比的社会风气较难矫正；二是难以找到适用的法律依据，虽然一些地方下发文件，倡议彩礼不超过2万或3万，但现实中，男方家庭若只提供这样的彩礼依然难以娶到媳妇，最后往往“向习俗妥协”。
值得注意的是，天价彩礼现象有着很强的时代特性。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农村之所以成为天价彩礼的重灾区，是因为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形成了本地通婚市场，人们会更多地选择在一个圈子里通婚。可以说，这一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性问题，未来，在政策的关注、城市化的推进，以及社会的自我调节之下，“天价彩礼”问题也将随着社会的持续发展而逐渐化解。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点名“天价彩礼”，说明中央已经高度关注这一问题。尽管“天价彩礼”背后有着复杂的成因，但办法总比问题多，在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道路上，直面问题、勇于探索必将最终促进农村移风易俗工作落到实处。（海外网评论员 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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