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故宫博物馆 （图源：视觉中国）
北京城究竟肇始于燕国都城还是蓟国都城，至今仍是一个谜。现在，位于北京西城区西南二环广安门树立一座“蓟城纪念柱”，上刻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拟定的铭文“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此外，考古发现，北京房山区琉璃河镇有西周初期的燕国都城遗址，学界不少人认为此地为北京城发源地。
琉璃河燕都遗址与广安门蓟都碑柱，南北相距约百里，断代都为西周时期，令北京的来源扑朔迷离。甚至在有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关于“西周初期的分封形势图”将燕国都城标记为“蓟”，让人心生疑问。教科书编者的思路可能因为北京城自古有“燕京”之称，且燕国为战国七雄之一，知名度远高于蓟国，而当今学者又有蓟都为北京发源地之说，故将西周初期燕国都城勘误为“蓟”。
北京城起源之说有“双城记”，笔者对此一探究竟。
武王初封燕和蓟
据考古发现，北京建城的时间大致可以追溯至殷商时期（约公元前1300-1046年），但考古证据并不充分。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的《中国通史》说: “燕，可能在殷商时期就是一个诸侯国家，据《吕氏春秋·音初》以‘燕’释《诗·商颂·玄鸟》中的‘玄鸟’，可知燕与殷商共属于玄鸟图腾体系，燕民或为殷民的一分支。周封召公于此，可能就是征服了殷商时代的燕而后建立了周的燕国。”白寿彝认为，周朝的燕国可能延袭了商朝的燕地。不过，因为考古实证与文献考证都不足以支撑，学界主流观点不认为北京城起始于殷商时期。
历史文献记载，燕国建国时间是在西周初期。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载：“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又有《史记·周本纪》载：“封召公奭于燕。”由此可知，燕国建国始于周武王（约公元前1044年）分封召公奭于北燕。
蓟国也大致始于西周初期。据《礼记·乐记》载：“武王克殷返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又据《史记·周本纪》载：“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史书所载，蓟国也源自于周武王之褒封。
根据史料可以推断，周武王灭商纣王后仅在位4年（公元前1046-1043 年），他既封建了燕国为诸侯国，又分封了蓟国为诸侯国。两个分封的诸侯国几乎同时建国于周武王时，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不过，无论燕国还是蓟国的初封地却史书无载，这就使两个诸侯国的所在地成为千古之谜。
燕国初封在房山
关于蓟国国祚延续的具体世系，史书无载，也尚无考古实证。不过，据《韩非子·有度》载：“燕襄王（公元前657－618年）以河为境，以蓟为国。”史料说，燕襄王时，燕国的南疆以黄河为界，它的国都是蓟城。由此推知，蓟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成燕国之国土。
关于燕国国运及传承世系，史书有明确记载。从周武王始封燕国（公元前1044年）到秦国灭燕（公元前222年），燕国历时822年。但是，燕国的初封地这个千古之谜，直到考古发现北京房山区琉璃河镇的周初遗址，才得出确切答案。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在北京西南房山区琉璃河镇发掘出周初及西周时的城址和墓地，遗址发现两处古城城址，共发掘300多座墓葬和近30座车马坑。在高级别的墓葬中，发掘出不少青铜器、玉器、漆器、陶器、象牙梳子等。其中M1193号大墓被认为是第一代燕侯的墓葬，出土的“克盉”、“克罍”有内容相似的一篇铭文，铭文记的是当年周天子对太保召公奭说的一段话。太保是西周三公之一的重臣，所以召公奭不能亲自到燕地来当燕侯，于是铭文载：“令克侯于匽(燕)”，即天子封召公奭的长子克做匽(燕)地的诸侯，代替他的父亲到燕国。铭文正与史书中召公受封之事相符。
在墓地西北300米左右，发掘出始建于西周初期的董家林村古城，遗址包括残存城墙，宫殿区和祭祀区遗存，城外还发现了排水沟遗址。因此，考古学家认为它是西周燕国初封地的都城。
关于琉璃河燕都遗址的年代下限，考古发现，到西周晚期，该燕都遗址城的护城河已经淤塞，失去其防卫功能；城址内也没有出土高等级遗物，墓地内也没有高等级的大中型墓葬，而只有小型墓葬。琉璃河燕都遗址的城市功能在西周晚期可能发生改变，由燕国的都城变为一般的居民点。因此说明，琉璃河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使用时间是在西周早中期，这座城邑最后彻底废弃于西周末年。
关于遗址废弃的原因，史书无载。不过，因燕国迁都，初封时的都城琉璃河董家林古城则有可能被冷落，直至沦为废墟。但燕国新都城迁往何处，史书只有片断记载，只有将其整理串连才可看出大致脉络。
燕国都城多变迁
综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燕国在822的历史中，曾建有5座都城。西周初年（公元前1044年）封召公于燕地（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镇遗址），此地为燕国始封地。
文献记载到了春秋早期，燕桓侯（公元前698－691 年在位）徙临易（今河北雄县、容城一带）。有些学者把这次迁都与“山戎病燕”联系起来，“病”即威胁、侵犯。在燕桓侯时，山戎不断南下侵扰，先后攻伐郑、燕、齐等国，燕国被迫迁都临易。历经数次对河北容城县晾马台镇一带的考古发掘，所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铜壶、铜鼎和铜壶盖。器物上刻有“左征”、“右征尹”、“西宫”等铭文，这些是燕都内府官署和宫禁的名字。尤其是出土了带“燕侯载之莘锯”铭文的铜戈三件，燕侯载就是战国早期的燕成公，因此，至战国早期临易仍可能是燕国都城。
文献记载，燕庄公27年，（公元前664年），山戎对燕国大举侵略，燕庄公不敌，向齐桓公求援。齐桓公向山戎大举反攻，最终得以保全燕国。燕襄公元年（公元前657年），燕国自易都迁至蓟城（原蓟国国都）。正如《韩非子·有度》载：“燕襄王（公元前657－618年）以河为境，以蓟为国。”
在蓟城成为燕国的国都后，至春秋晚期，北方的戎狄各部又逐渐强大，迫使燕国又一次徙都到易。
燕昭王（公元前311年）时期，在易水高筑武阳城，是为燕下都。经考古发掘，在河北省易县境内发现约战国中后期的燕下都遗址，为燕昭王时所建。此处城址呈长方形，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达4公里。城址分为东、西二城。东城分为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居民区、墓葬区、古河道区5个部分。西城为防御性的附城。据考证，在燕昭王时期，燕国的都城形成了“三都制”，即上都蓟城、中都（今北京市房山区窦店以西）和下都武阳城。
燕太子丹刺秦事败，秦将王剪、辛胜兵临易水，燕王喜战败后，不得不弃蓟城，率兵退到辽阳。5年后秦将王贲俘燕王喜，燕国亡，是时公元前222年。
蓟城之都今难确
蓟国在周武王褒封时的初封地史书无载。关于蓟国都邑、后沦为燕国都邑的蓟城，其地理的确切位置在历史文献中也记载甚少。
蓟城方位在现存历史文献中，始见于北魏时期杰出地理学家郦道元（？-527年）的地理名著《水经注》中。《水经注》载:“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 按这一说法，蓟城这个城邑名称的由来，因城内西北角的蓟丘而得名。
郦道元在编纂《水经注》时引用的历史文献多达480种，其中地理类的就有109种；又因郦道元坚决反对“虚构地理学”，其研究方法重视野外考察的重要性，其书所载大量一手获得的真实地理信息；还因郦道元为范阳涿州人（今河北涿州市，距离北京不足百公里）；因此郦道元所标注的“蓟”在北京城内“蓟丘”，具有重要科学参考价值。
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今北京西城区先后发掘出一批春秋至西汉的陶井，分布最密集的地区是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井底还发现汲水的水罐等生活用品，因此这些很可能是生活水井。在这一带生活水井密集，说明当时人口稠密。据考古发现，蓟城位置应在发现陶井最密集的今北京城西南部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但可推测年代仅为战国时期的遗存，并未发现更早的遗迹。战国以前的蓟城完全没有史料或考古的证据。因此，西周时期的“蓟城”，有待考古发现确切的西周遗存才能证明。
关于北京城的历史渊源，至今可以明确的是建城之始。无论燕国还是蓟国均始自周武王分封，史学家们确定为公元前1044 年，北京城由此有了3000多年的建城史。虽然蓟国和燕国在西周初期分封之时是并存的，不可混为一谈，但所在之地均在现今北京辖区之内。时至春秋战国时期，蓟衰燕盛，蓟为燕并，蓟国遂绝，才开始了燕国“以蓟为都”的时代，才有了“燕都蓟城”之说。可惜的是，蓟国都城蓟城的确切位置至今仍不确切，只有大致方位，而缺足够的史料考证与考古实证，由此留下一处史实之谜，亦平添一抹史学之魅。（文/方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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