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举行的希腊大选7日落幕，齐普拉斯未能挽救其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的颓势，以31.6%对39.8%输给了由米佐塔基斯挂帅的中右翼新民主党。由于齐普拉斯及其政党是欧债危机爆发后，所有欧盟国家中首个赢得大选的左翼民粹政府，而新当选的米佐塔基斯和该党被视为是亲欧的传统保守政党，故这次政府更迭和政党轮替在欧洲被赋予了标志性的意义：民粹政治力量在欧洲退潮和欧洲政坛回归传统。
对希腊大选的结果和这一泛欧意义上的推论，笔者认为：首先，希腊大选的结果具有该国的特殊异质性。希腊是欧债危机中身陷泥沼最深、结构性问题最多、民众遭受影响最大、复苏最慢的国家。这使得在野时反对紧缩政策、呼吁脱欧的齐普拉斯及其左翼民粹政党得以当选。但希腊超高的债务、失业率、严重结构失衡的国民经济和外贸结构，以及在欧盟中相对较小的国家规模，使其在当选后即使获得了民众在公投中授予的脱欧许可，面对欧盟“要走不留”的态度，也无底气启动脱欧，反而屈膝与欧央行、欧盟和IMF组成的“三驾马车”协商，实施了其在野时强烈反对的紧缩政策。
显然，对希腊选民来说，一方面，其违背了当时反紧缩、毋宁脱欧的承诺，实施的紧缩政策与新民主党执政时并无太大区别。另一方面，经过痛苦的紧缩政策等退出了救助计划，而寻求经济复苏和欧盟进一步的扶助，相对而言，无疑亲欧和更懂经济的新民主党是更好的选择。
其次，从欧债危机和欧盟外围国家开始，以资本自由流动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带来对欧洲民众(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负面冲击，加上对恐怖袭击、难民涌入等担忧的渲染，以及传统建制政党出于政治正确性而怯于直接回应民众对这一系列危机的焦虑，最终留下政治真空。这都为极左翼和右翼利用回应民众呼声而崛起铺就温床，这种反建制反传统在难民危机中达到了顶峰。
目前，随着欧洲难民危机压力的消减，传统政党对相关呼声的逐渐重视和回应，英国“脱欧”成“拖欧”的榜样效应，以及来自美国的压力，民粹政党上台后并无亮眼表现，甚或更糟。这使得欧洲民众对极端民粹势力和政党的口号式政策宣传，有了较深的体会和日益增长的警惕。在不久前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可以看到：极端民粹政党虽有所增长，但传统建制政党和拥欧派仍是难以撼动的主流正统。一句话，欧洲民粹势力和政党呈现退潮迹象。
最后，民粹势力和政党在欧洲的退潮，并不同时意味着向原来的传统政党和大势的简单回归。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欧洲政坛和欧洲一体化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博弈：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某些负面影响和来自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压力，使得进步相对缓慢的欧洲国家呈现出封闭的倾向，而欧盟又须臾无法离开多边和开放;民众对传统建制政党的不信任和对极端民粹政党的警惕，使得类似绿党和自由民主党这样的中间政党选票大增;极端民粹领导人和政党如玛丽·勒庞等，放弃公开“脱欧”叫嚣，转而要求“改变欧盟”。
“当家才知柴米贵”，意大利的“五星运动”执政后也明显降低与欧盟对抗的调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那些民粹政党登堂入室后的演化路径。随着欧洲新领导人遴选过程中原有的一些制度被废弃，老一代欧洲领导人的影响力日渐式微，欧洲将如何走下去？我们拭目以待。(作者丁纯是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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