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相比于多数外国人，汉学家对新中国成立70年后的巨大发展有着更敏锐的观察与更深刻的体会——他们熟悉中国的语言与文化，数十年来专注于中国问题研究，时刻关注中国的变化;他们早早来到中国，在外部世界与中国的联系还不紧密的时代便开始与这个国家亲密接触。中国经历了怎样的蜕变，他们是见证者。近日，三位知名汉学家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讲述他们与中国的故事以及对中国发展的认识。他们分别是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孔子学院奥方院长李夏德，俄中友协副主席、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东方学系主任安德烈·卡尔涅耶夫，以及德国汉学家、中国汕头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顾彬。
回忆与中国结缘40年——
“各方面的发展都超过了预期”
环球时报：请问您第一次到中国是什么时候？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在哪些领域取得的成就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
李夏德：1974年，我第一次到中国。此前一年，我在维也纳大学开始学习汉语。那时候，我申请了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坐了十几天的火车穿过西伯利亚来到北京，留学了两个学期。45年以来我经常到中国，过去一年去一两次，现在几乎每个月去一次。
在过去的40年间，国际关系和中国的情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4年我在北京读书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国际关系复杂。我记得当时中国也在积极应对战争威胁，政府希望用修建防空洞的方式保护老百姓。
那时候，北京马路上的车辆还很少，晚上城市很安静。除了北京，外国人去其他城市会受到一定限制。当我们去一些小城市时，很多孩子会好奇地围上来看我们。学校里实行“开门办学”制度，外国留学生也可以参加劳动。我曾在“中国-阿尔巴尼亚友好人民公社”参加过劳动，也在北京第二机床厂参加过“学工学农”的劳动。这些基本上就是我印象中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那时候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的影响。
如果当时有人说，中国将来会超过美国，大部分人都不相信。但是现在的趋势就是如此。中国目前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都超过了我们几十年前的预期，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容易让那些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产生误解。
让我印象深刻的中国成就是，老百姓的思想与观念受到了开放政策的影响。上世纪70年代，外国留学生无法与老师和同学自由地讨论很多内容。我们如果想给父母打电话，就必须到长安街的电话大楼，等待近一个小时才能轮到自己拨通几分钟的电话。现在，无论我在中国还是奥地利，随时都能用手机和微信等社交平台与同事和朋友联系。而中国与其他国家不仅外交关系得到长足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更加密切。中国在交通领域取得的成绩同样令人瞩目，如今高铁、航空网络遍布全国。除了北京，其他城市的地铁线路也很发达。
卡尔涅耶夫：1985年我第一次到中国时，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手表这“四大件”还是成功人士的标志。现在，我每次来到中国都会发现不一样的变化。中国的经济成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发展成果之一。
1981年，我进入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学习中文。那时候我有点忐忑，担心遇冷的中苏关系会导致我们这届汉语学生无缘到中国。大四的一天下午，苏联电视二频道播放了一部苏州工厂生产梳子的纪录片，令我兴奋不已，因为这是中苏关系遇冷后难得在电视上看到关于中国的消息。那时我隐隐觉得，两国关系开始回暖，去中国的梦想已经不远。果然到了1985年，苏联再次派学生到中国留学。当时争取留学名额的竞争十分激烈，我最终获得在北大交流一年的机会。
一到中国，我就被中国文化、社会深深地吸引。那时候苏联还是计划经济，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实行7年。我们到了北京，明显能感觉到市场经济带来的活力，市面上已经有不少流通的商品。
1990年，我再次来到中国，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民国历史。时隔4年再次踏上中国土地，我深刻感受到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1985年时，城里的人都穿着粗布衣裳，在街上可以随便将二手自行车、苏联制造的相机转卖给别人。但是到了1990年，由于商品更加丰富，这些倒手的货物已经不常见了。改革开放政策真的成绩斐然，第一个十年就将商品从供不应求的紧缺状态转变为供求基本平衡的状态。
毕业后，我回到莫大亚非学院授课，今年调到高等经济学院担任东方学系主任。我认为，中国的发展在很多方面超出我的预期，尤其是基础设施领域。上世纪80年代，北京只有两条地铁线，而现在北京已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举办过奥运会，有非常发达的立体交通系统和完备的基础设施。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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