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牢固树立“四个自信”，关键是要深刻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系统全面把握这一重要理论。中国共产党扎根中国的实际，结合中国的国情，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并集大成地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这个理论正是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高度总结和凝练，符合中国的国情，并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同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经济学科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不仅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
那么，在经济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中如何真正做到“理论自信”？就经济学的教学而言，目前在高校教学中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体系，应该承认，由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大多是基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再经过自亚当·斯密以来的300多年的发展，其理论对于解释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现象有较强的说明力，而其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由于比较具体形象也容易被学生接受。同时，西方经济学也因借用了大量的数量模型使得在定量研究上显得更为精准。但这些绝不能说明西方经济学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为科学、更能抓住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事实上，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借鉴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华内容的。举例来说，19世纪70年代发展成熟的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借鉴吸收了古典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并通过引进了数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把之转型发展为边际效用价值论。比如说成本加成（markup）这个概念，它描述的是价格与边际成本之间的关系，在当代经济学的研究中，它通常是被用来衡量企业利润率的一个重要概念。而这一关键概念，其实早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已有明确论述，也就是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价格不能远离价值，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说穿了，西方经济学就是把“价值”换成“边际成本”而已，而“边际成本”的概念也是借鉴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的内涵，即都包含了生产产品的机会成本。
再比如说，以西方经济学中的三大支柱学科之一的计量经济学为例，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科学问题是对“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种内生性问题的处理，通常的做法是寻找一个工具变量，要求该工具变量通且仅通过自变量去影响因变量，但通常在研究中，合适的工具变量是非常难以寻找的。其实，这些问题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已有明确的论述，比如著名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这一论断就是经济研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内生性问题。而如果我们认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即事物是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的，那么就可以明白理想的工具变量其实是很难存在的。此外，2008年突然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更是再次验证了马克思的深刻论断，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法避免经济危机的不断发生。
事实上，随着研究和认识的不断深入，各国学者越来越体会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和深刻，并力图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进一步的研究。比如美国耶鲁大学就有不少经济学家在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理化、模型化。西方名校尚且如此，在国内学校的教学中，我们更宜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建设、课程的设计，做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有机融合，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提炼出能真正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国经济学”。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自信，也同样需要贯彻到经济科学的研究之中。目前的西方经济学得出的许多经济理论、政策建议都是基于西方的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并不是简单地等同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跟欧美国家是明显不一样的。二战后各国的实践表明，欧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更不是“灵丹妙药”，许多亚非拉国家照搬硬套到本国后，经济不但没法发展起来，反而掉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经济长期低迷，生产力停滞不前。所以，中国经济学者有必要进行认真反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为中用”这些提法并没有过时。在进行经济研究时，宜从中国的现实经济情况出发，深入调研，结合中国的国情，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吸收西方经济学中合理科学的内容，努力创造出具有中国气派、能够解释中国现实、能够引领未来经济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并进一步总结提炼为一般理论，供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参考，“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也是当前大时代赋予中国经济学者的使命和机会。
责编：栾雨石、郑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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