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和西方世界在15世纪以后的经济发展历程上，呈现出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中西方历史大分流的成因一直是困扰国内外学术界的一项重大难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受到“西方中心论”影响，固化于西方理论共识。一种观点认为，相较于欧洲，近代中国处于政府的高压管制之下，劳动分工受到人为束缚，国家可以肆意剥夺人民的私有财产，阻断了市场的自然发展，把资本主义萌芽扼杀在摇篮里。
近200年来，中西方学界大都接受这种说法，但是中国崛起的现实却给这种解释带来了挑战。不论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还是近年来西方掀起的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思潮，都显示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局限，暴露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蕴含的问题。
因此，重新审视“西方中心论”，更为严谨地分析国家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作用，或许可以找到解开历史大分流谜团的真正钥匙。
西方何以走出中世纪迷雾
事实上，相比西方，中国同样有着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宋元时期江南经济出现全盛，明清时期市场经济走向成熟，从16世纪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长期和平、农业发展和贸易复兴的时期。私人商业自由增长，土地、劳动力以及商品皆存在竞争而市场经济也走向成熟。政府则严守着儒家的最低税收、轻徭薄赋及藏富于民原则。只是到了近代，现代经济增长却遥遥无期。清政府既不能兑现民众的福祉，也无力抵御外来侵略，更没有引导变革的能力。虽然这样的传统确实曾经创造了历史上的辉煌，但是最终没有将中国带入现代文明。
当今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主张与历史上西方的政策实践相去甚远，政府在欧美国家经济崛起的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英国，由托马斯·孟建立的重商主义一直到19世纪仍有余威，而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反对当时广泛存在的重商主义实践。在法国，托克维尔非常明确地提出： “在18世纪，政府权力已经十分集中，极其强大，惊人地活跃，它不停地赞助、阻止或批准某项事业。”由汉密尔顿建立起来的美国学派，也要求政府应当通过制定工业化战略等方法来帮助国民经济自给自足，以摆脱英国对于美国经济的支配地位。可以说，是政府的积极管控而非自由市场成就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崛起。
今天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欧洲之所以能走出中世纪的迷雾，正是在激烈的国家竞争中探索建立起政府主导下的财政军事国家模式，通过国家构建和殖民扩张，把整个世界席卷入现代经济体系之中。
不可否认，市场经济的特征是自发性交换经济，但市场经济的形成有赖于一套特定的政治与法律制度，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更有赖于现代国家的建立。国家治理能力与市场经济发展是呈正相关的。纵观历史，一个国家的发展也有一个托尔斯泰定律，这就是成功的国家都是相似的，失败的国家各有各的失败。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大凡成功的国家，政府都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近代中国落后在“弱政府”
对于近代中国为什么会落后，影响比较大的一种解释是，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却没有形成良好的市场经济制度，长久的“闭关锁国”将中国从前进的列车上甩掉。
事实上，将经济发展的动力归因于市场和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毫无根据的臆断。透过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曾经辉煌的中国经济之所以走向衰落，并非是由于没有推行市场经济，而恰恰是因为有市场化而无强大政府。1840年以前，由于市场缺乏管制、鸦片泛滥，而禁烟影响了英国的利益，才导致鸦片战争的爆发。五口通商以及更多的口岸开放并没有让中国经济迎来腾飞，相反却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
有国家治理能力超越才有经济超越
市场是经济交换的场所，其本身并没什么神秘之处。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推动分工的深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我们也不要忘记市场给经济带来的问题：过度竞争与经济无序。而近代中国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经济无序而缺乏治理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走向市场经济的另一个极端，从而抑制和制约了技术创新与技术革命的动力。
中国在前一世纪的全球经济比赛中表现得如此糟糕，现在又如此杰出，较为信服的解释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众多学者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时，认为中国道路的成功建立在一系列特殊而重要的制度基础上，而中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寻找到了积极发挥帮助之手作用而尽量避免攫取之手影响的方法。
进入文明史以来，无论是西方世界的兴起，还是东方世界的赶超，经济的发展总是依靠国家为主体推动。事实上，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兴衰永远是经济发展变动的主线。
以史为鉴，单纯的经济市场和全然的政府计划都无法将国家经济发展引入正途，研究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并实现市场与政府的有机结合才应是当代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市场经济令政府变得无关紧要。当然，无政府并非是海市蜃楼，当今众多发展中国家仍然迷信于此，但是这些国家基本上都落入发展陷阱。缪尔达尔在《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中曾指出，国家贫穷大多源于软政府。
今天的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不但实现了经济奇迹，而且也实现了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治理奇迹。而当前西方面临的危机不仅仅是发展的危机，更是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危机。无数事实揭示出一个真理，没有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超越，也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的超越。（周文，复旦大学教授)
责编：栾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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