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计，教育为先。如何绵延中华优秀传统的教育精神、传承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新时代培养人才服务，是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客观问题。
文化的普及需要教育，在新时代如何能培养出担负起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才？这是教育工作者和社会都在思考的重大问题，也是钱学森之问所担忧的。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独一无二，这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背景与历史背景有关系。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生生不息，说明中华民族的教育精神一定有可以汲取的智慧。
中国传统教育特别重视立德树人、为国育才这个观念。中国人有“人品如何？德行如何？”这些观念在西方教育理念中是没有的。这是中西文化不同的一个地方。德行好，人品好是我们社会评判一个人的基本标准。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是做好的阐释。传统教育中有一个观念：“君者、群也。”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对一种文化的认同和向往。人人都向往和认同君子的价值取向，小人都是大家讨厌和排斥的。如果人人都受到春风化雨般的教育，那么社会整体的文化素养和文明程度就会大大提升。孟子有一句名言：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教育就是大人之事。中华传统经典书籍《大学》首句对大学有一个论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华传统的教育精神是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有高尚的品德、能为人民服务、做事要有善始善终的情怀。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传统教育注重培养通德通识的人才，一个人德性好，人品好，这样的人才可以堪当大任。‘通德’表现在仁爱方面，通识属于智力方面。如果一个人不具备通德通识的能力，那只能是小器，也就是群众所说的：有知识，没文化。所以中国传统教育要求读书人：先做人，后做事。这种观念也强调培养一个人德行、品德的重要性。成大事者靠德，成小器者靠智。此话怎讲？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主帅，却没有忠于国家和仁爱将士之仁心，这种将帅就是危险的将帅。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和案例非常多，值得警戒。
韩愈在《师说》中讲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社会分工不同，职业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识必须遵循：礼义廉耻。当官员要有操守，这种操守就是天下为公。“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就强调了官员要有操守的价值取向。在家尽孝，到朝廷尽忠是做人之道。这叫移孝为忠，精忠报国是读书人的家国情怀。商人经商要讲信义和诚信，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中国传统教育的理想是把人教育成、培育成一个好人、善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就是中国传统教育精神的大义所在。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受还原论思想的影响，喜欢用分的方法来解读世界。如细胞、分子、原子、微分子、夸克。西方在还原论方法的指导下，解决问题很精准，但是失去了整体论和系统论的视野和格局。在这种教育理念的指导下西方教育讲专家，而不讲通德、通识的人才，比如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外交家、法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金融家、经济学家等等。正是这些所谓“家”，在一个领域有专业知识，却不具备通德、通识的智慧，看问题的角度容易走向狭窄，走向偏执，就会培养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社会治理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工程，用一个专业知识来观察和解决社会问题，就会缺乏全面、整体、全局、大局的思维。
中国传统教育的观念是整体论和系统论，强调的是传道为第一要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个道就是践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这些教育观念绵延了几千年。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教育的观念是整体论和系统论。所以，如何汲取中华传统中教育的智慧、如何汲取西方教育中有益的智慧、融会贯通的为国家培养堪当大任的人才是教育工作者思考的重大课题。这就是中央一直强调涵养和延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义所在。
多年来，青岛黄海学院在教育和宣传方面仅仅围绕中央、山东省委、学校党委的决策部署，在理论学习、文明创建、新闻宣传、意识形态、校园文化安全上下功夫，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久久为功、久久为善地立德树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教化效果。学校始终围绕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为目标，学院以"知行合一"为校训，全面开展素质教育，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教育学生、以雷锋精神的红色文化教育学生、以工匠精神的实践教育人、以创新精神协同教育人。注重培养学生"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践并存"，"知识与技能并重"的理念。多年来毕业生受到社会的欢迎和高度认可。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校园文化建设奠定了厚重的文化根底，建校23年以来培养了12万余名合格毕业生，在青岛及全国的各行各业中施展才华。
学问之道无它，求得放心而已。青岛黄海学院多年来秉持绵延中华优秀传统的教育精神、传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养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莘莘学子是我们的初心与使命。
(刘常青，青岛黄海学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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