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河南、安徽、辽宁、广东、重庆等地的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热议电商“村播”将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开个直播间就能当主播，面向全国甚至全球销售自家农产品，无论你是县领导还是放羊娃，搭乘网络快车可以事半功倍。在网红主播的“跨年直播”中，来自河南确山县岗杠地的一款红薯干成为爆品，上架仅3秒售罄4万包红薯干，销售额高达53.6万元，带动当地120户贫困户平均增收3000元。
曾有人问，移动互联技术到底是加剧了贫富悬殊还是弥合了社会分化？经验研究一般认为，那些能够带来丰厚回报的知识、技术及商业信息在移动互联时代更容易集中到少数群体手中，即便社会状况整体在改善，相对的收入差距还是会被拉大，比如二十年前的美国和当下的印度。因此各国都在努力提高穷困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可得性。
中国是移动互联技术红利的集中释放地区，这得益于深度下沉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得益于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移动互联用户，也得益于数量众多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实际上，刨除房价等主要与货币供给有关的资产价格上涨，互联网红利不仅普遍改善了中国人的生活状况，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比如“淘宝村”就通过电商平台的渠道，跨越式的将农业组织接入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电商与农村的融合也成为中国式互联网经济的一抹亮色。
当前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农民工服务于互联网经济，或者通过开办网店成立个体经营单位，它部分的使得中国的基尼系数在近十年呈现出递减的走势，也带来城乡相对收入差距的缩小。因此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实践人员及地方官员尝试利用互联网技术，从整体上改善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直播推广当地农产品，正成为安徽、辽宁、河南等地的新型扶贫手段。
其中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电商扶贫仅仅是一种概念形式、还是一种广告载体，还是一种具有落地和推广意义的发展方向。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了互联网技术在均等收入机会、协调城乡统筹中能够应用的广度和深度。
总体上而言，中国经济当前的一大矛盾是产能过剩，凡是人们能够消费到的产品、享受到的服务，几乎不存在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人们的需求却又没有真正得到切实的满足，超市里的商品种类已经多年未变了，海外旅游、海外购物在近三年来也来到了增长瓶颈。基于这样的矛盾，宏观经济政策中才有了供给侧改革的说法，即，要想办法发掘并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需求。
小众化、逆城市化、不再千篇一律的产品和服务是高层次、高质量需求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意味着未来的各类产业，包括制造业，要充分的适应更加个性化的供应方式，而不再是大规模的同质化生产，它给每个个体，特别是我们如今看来处于穷困地区的社会群体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原因就在于，由于尚未被城市化、市场化的规模生产所裹挟，乡村个体或小集体生产反而能够提供出特别的定制产品和服务。
在分析个性化产品的经济活动中，传统的供需平衡概念或许已经过时了，而要更多的使用需求匹配的概念，就是要给每件产品和每个服务找到更喜欢它的消费者。从这个角度看，通过电商直播的方式“带货”，实际上就是一个利用信息中介进行需求的协调匹配的过程，通过直播的形式，帮助某一类具有微观特征的产品找到与之匹配的消费者。数据显示，2019年仅淘宝平台直播农产品成交就突破60亿元，村播已经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2000多个县域。
在需求匹配理论下，那些深埋在穷困地区却有着文化、人情、地域风味的产品就有了特别的优势，而移动互联技术则恰好可以低成本的完成这一匹配过程，一个个网红“村播”就可以独立成为一个信息中介，而电商扶贫，也因此有了更好的经济理论支撑，也就有了更广的经济演进喻意。（文/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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