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快速扩散，以及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单边主义、保守主义倾向，使得全球化遭遇了全新的挑战。尽管近现代历史上，全球化有过三次较大的波动，但此次基于疫情所带来的挑战显然是前所未有的。
第一次是1870-1913年，这次全球化是由英国主导推动，但英国最终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在第一次全球化过程中，新兴大国美国和德国的崛起与守成大国英国和法国的衰败，引发国际格局和秩序之争。这次全球化的波动结果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以及全球贸易萎缩。
第二次是上世纪70年代，越战、冷战、政府干预经济等，导致全球化波动，结果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两次石油危机，全球经济滞胀，一直到冷战结束。
第三次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现代全球化，进入被人们称之为“超级全球化”时期。结果是东升西降、南升北降，即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和西方经济治理主动权的下降。实际上，当前反全球化的国家正是全球化的领头羊们，如美国。因此，这次逆全球化表现在英国脱欧和“美国优先”，要推动所谓的“公平贸易”和“对等开放”，但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西方治理衰败和非西方尤其是中国的崛起。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形成了对“超级全球化”的病毒式冲击。尽管中国的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全球疫情才刚刚开始。从3月份开始，全球三大生产网络，也就是日本和韩国网络，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网络，北美网络，都面临巨大疫情考验和挑战。这既影响中日韩东亚生产网络核心块，也影响欧洲经济的核心块—德法意，还影响北美。
在此背景下，疫情加剧去全球化、去国际工序分工、去人际交流的冲击，可能会促发逆全球化进程。过去，逆全球化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贸易战、科技脱钩、技术封锁。因此，每个国家都会考虑自己产业链和供应链备份的问题，一旦发生最坏的情况，可以有一个应对准备。但从韩国的三种原材料被日本断供产生的负面影响看，全球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发生了逆转。全球的科技革命，无论是机器人、人工智能，还是云计算、大数据和工业物联网，它产生的趋势是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本地化、区域化和分散化。从这个角度来讲，疫情增加了对全球化和对产业链、供应链重组的负面外部冲击。
正因如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需要全球同舟共济，需要建立中央、地方、企业和全社会多层次推动新型全球化。
中国应该敞开胸怀，与世界共同抗疫，从口罩、防护服和设备，到医疗机构互助。既然是一个长期性和全局性的负面影响，就一定要加强口罩、医疗设备等生产的全球供应链打造，加强治疗方案的合作。这方面也是中国展现自己负责任大国风范所应当做的。
（张燕生，国家发改委学术委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本文根据张燕生在“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全球化”专家网络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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