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美国报》网站5月4日刊发记者里克·杰维斯题为《“死神是我们的迎候者”：随着新冠肺炎病例增加，医生和护士在与心理健康问题作斗争》的报道称，从西雅图到纽约市，许多医院都在下一阶段抗击疫情的斗争中采取了类似举措：在与这种无情的病毒战斗数周后，保护医护人员免受严重的精神影响。报道内容摘编如下：
有一名新冠肺炎病房的护士，她的姐姐感染了病毒，成了一名患者。有一名工作人员每次结束12个小时轮班后，回到家还要面对任性而不满的孩子们。有一名护士承受着额外的压力，因为她要养活失业的弟弟。
杰伊·卡普兰医生倾听着医院员工倾诉她们的忧虑和问题。他告诉她们，面对令如此多的人生病和丧生的新冠病毒，感到悲伤或是愤怒都是正常的。
亲眼目睹大量死亡
他最想让她们知道的是，她们并不孤单。现年71岁的卡普兰是新奥尔良LCMC医疗系统的一名急诊室医生和健康专家。
他说：“我们需要打破沉默文化，让人们知道有时候感觉不好是正常的。”
卡普兰与抗疫医护人员的谈话——被称为“健康访问”——是他所在的医疗系统的一项战略，目的是防止员工在疫情期间患上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从西雅图到纽约市，许多医院都在下一阶段抗击疫情的斗争中采取了类似举措：在与无情的病毒斗争了数周之后，要保护医护人员免于遭受严重的心理影响。
据美国急诊医师学会统计，甚至在此次疫情之前，就有大约60%的急诊医生在职业生涯中出现过“过劳”的症状。每年有大约400名医生自杀。
在明尼苏达州梅奥诊所研究了近20年医生健康问题的内科医生科林·韦斯特说，医护人员习惯于面对死亡，但很少亲眼目睹如此大量的死亡病例。他说，医生和护士并不习惯于在治疗他人时让自己处于持续的危险之中。
面临“一手创伤”风险
威斯康星州迦太基学院的社会工作学教授黛比·明斯基-凯利说，医生、护士和技术人员常常会从枪击受害者和他们收治的其他患者身上吸收“二手创伤”。她说，在治疗新冠肺炎患者时，他们会经历“一手创伤”，包括感染的风险和目睹同事患病甚至死亡。
明斯基-凯利说，如果放任不管，当病例数量减少而他们有时间回顾自己的经历时，创伤可能会再次显现。
纽约市西奈山医院的员工健康负责人乔纳森·里普说，该医院的员工已经收治了超过2000名新冠肺炎患者，目睹了数百名同事感染新冠病毒。有大约20名员工死于这种病毒。
里普说，从3月底开始，医院加大了应对措施的力度，比如24小时心理健康危机热线和一对一咨询。它还设立了一个健康与恢复中心，用于跟踪员工的长期心理健康。
身为美国急诊医师学会委员会成员的华盛顿特区急诊医生艾莎·特里说，她经常接到因为所目睹的一切而崩溃流泪的同事打来的电话。
她说，还有一些医护人员经历了职业生涯中一些最痛苦的场景，但为了避免感染家人必须自我隔离，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得不到支持。面对一种尚无已知疗法或疫苗的病毒，急诊医生会有一种无助感。
特里说，她的团队会为成员提供免费在线咨询，并试图发出警告：医生和护士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面临严重的心理健康风险。
特里说：“新冠疫情结束后，情况也不可能恢复正常。”她说：“急诊医生队伍的心理健康问题必须以明确的方式得到应对。”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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