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新冠病毒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出现和大面积蔓延给我们高校教师的正常生活和教学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导致了一些令人始料不及的后果。
正如意大利左翼哲学家阿甘本在描述意大利所采取的抗疫措施所导致的后果时所概括的，这些措施包括：（1）禁止任何人离开受影响的市镇或地区;（2）禁止任何人从外界进入受影响的市镇或地区;（3）暂停在公共或私人场所举办任何性质的活动或举措，以及任何形式的集会，包括文化、娱乐、体育和宗教性质的活动或举措，包括向公众开放的密闭空间;（4）关闭各级幼儿园、儿童保育服务机构和学校，关闭学校、高等教育活动和专业课程，但远程教育除外;（5）根据2004年1月22日的法令，《文化和景观遗产法》第101条所列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机构和空间不对公众开放，关于自由进入这些机构和空间的所有规定也暂停执行; （6）暂停在意大利和国外的所有教育旅行;（7）暂停所有公共检查程序和公共机构的所有活动，但不妨碍提供必要的公用事业服务;（8）执行检疫措施，并对与确诊感染病例有密切接触的个人进行积极监测。
毋庸置疑，疫情的到来迫使我们不得不对自己的工作和正常的生活秩序进行重新调整。面对各大餐馆的暂时关闭，热衷于享受美食文化的人们不得不居家自己做饭，或者订购外卖食品；面对旅游景点的关闭和社区的封闭式隔离，喜欢旅游观光的人们不得不自我封闭在家里，在电视或网络上欣赏情节动人的电影和精美绝伦的山水图片；对于那些喜欢交际的人们来说，面对实体互访和朋友聚会的暂时停止，他们不得不改为通过视频和微信进行频繁的交流……
在阿甘本等人看来，“比这些措施所暗示的对自由的限制更令人悲哀的是，这些措施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另一个人，无论他是谁，即使是他所爱的人，也不能被接近或触碰——事实上，我们和他之间必须保持距离。”确实，疫情使得人们避免直接接触，仿佛又使人感到一种“陌生化”或“异化”。但是这只是暂时的情形，一旦疫情消弭殆尽，人们的正常交往也应该恢复正常。但在疫情严重的时期，从保护人们健康着眼，这依然是十分必要的。面对学校的关闭和实体教学的暂停，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不得不去努力掌握网络技术，实施在线教学，从而使得正常的教学工作得以不同的方式维持，如此等等。这一切都使我们既有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完全打乱了，我们不得不去努力适应一种新的疫情时期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诚然，面对上述这些现象，一些反全球化的人们认为，既然全球化导致了疾病的传播，那就得实施“去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战略。但笔者恰恰认为，上述这些应变措施的实施正是全球化的力量以另一种方式的体现：全球联通性和大数据的全球性管理。在这方面，互联网再次发挥了强有力的全球联通作用，它使我们得以在云端进行交流。
网络的普及解决了人们的许多生活和工作上出现的问题，但是也带来了一些后果。诸如那些曾经极大地受益于全球化的旅游、餐饮和电影娱乐企业成了全球病毒传播的直接受害者，有些企业直接濒临倒闭，而大多数企业则通过裁员和削减行政开支等措施来维持其生存。作为从事人文学科教学和研究的教师，我们的教学工作也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一些新的教学和研究生指导模式应运而生，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效果。因此，面对这一情形，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措施迎接这些新的挑战呢？这正是我们高校教师必须面对的挑战。
首先，新冠病毒的全球传播和蔓延使得我们不得不暂停实体教学，而改为在线教学，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也改为在线答辩。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将在“后疫情时代”继续实践。这就对我们的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特别对那些恪守传统观念的人文学科教师而言，这是很不习惯的。他们并不喜欢甚至抵制高科技的辅助教学手段，他们依然习惯于拿着一本教科书和一支粉笔走进教室，通过面对面的授课和现场的即兴发挥阐述自己对经典哲学和文学名著的阅读感受。确实，聆听这些学识渊博的教师授课，对学生不啻是一种享受，学生有时可以通过教师的面部表情和言语声调的抑扬顿挫得到直接的理论和审美教益。而这种效果在网络上是得不到的。面对疫情的冲击，教师们不得不学习电脑和网络操作技术，有时线路的卡顿直接使自己的思维中断，而与学生的互动也隔着一层冷漠的电脑屏幕。
不过，能够从开始的不适应到逐步适应，正是优秀教师所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通过视频教学，我们不得不更加认真地备课，有时甚至将自己要讲授的内容写成文字，从而更加规范和精炼了我们的授课内容。在完成一次在线授课或网上公开讲座后，会发现正是由于自己的精心准备，一篇学术论文的雏形已经完成，只需稍加润色文字和核实引文数据，就可以将自己基于授课或讲座写成的论文发给期刊编辑。那些颇不情愿应付这种教学方式改变的学者，也许会在疫情过后惊异地发现，几个月的居家工作，自己竟然一事无成。这就再一次说明，成功在于勤奋学习，机会总是为所有有准备的人而来的。
其次，疫情的波及也使我们大规模地取消了那些没有什么价值的“学术会议”和论坛，改为视频会议和在线讨论。要是在以往，春暖花开的季节正是各种学术会议举行的极好时机。笔者就常常疲于奔命，有时一个周末竟然参加三次学术会议，一周之内竟来往三个欧洲国家。而今年由于疫情在世界各地的蔓延，这样的会议大大地削减了。这样既节省了大量的学科建设经费和人力物力，又使得更多的由于繁忙的教学工作和有限的科研经费所限不能出席国际学术会议的青年学者有机会在云端一睹学术大师的风采。同时对于我们人文学者来说，也可以省下旅途所耗费的时间，静下心来认真阅读那些由于往日工作的繁忙而无法阅读的书籍，把自己一拖再拖的科研项目认真完成并提交结项。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网络去在线阅读那些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最新论文，以便充实自己未来的教学和研究。而这一点在以往则是无法保证的：冗繁重复的文山会海使学者们难以静下心来阅读并充实自己，同时也占据了他们本来可用于思考并写作的宝贵时间。
再者，由于疫情的波及，我们人文学者的研究生指导工作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人文学科的研究生导师经常通过读书会和定期约见学生讨论等形式指导研究生，而疫情的波及则使这种传统的“耳提面命”式的指导不得不中断，而代之以互通电子邮件、微信和电话交流等方式来完成论文的指导。这无疑对我们的研究生导师提出了新的挑战。
也许有人会认为，疫情的暴发使得许多单位大幅度地裁员，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国内，而且也出现在世界各地，而人文学科则更是首当其冲。在大学工作的一些不会操作电脑和网络教学的人文学者也面临着被淘汰的危机。而笔者则认为，疫情的暴发从另一个方面对我们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以及生活秩序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但也为努力勤奋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时间，使我们能够潜心读书，勤奋著述，深入思考一些以往来不及或根本无暇去思考的学术理论问题。这样看来，我们完全可以将不利的因素变为有利的因素，为未来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做好必要的准备。
（王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责编：孟庆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