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知识界为人们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中美关系的恶化和未来的前景。一些患“恐美症”的人似乎忧心忡忡，担心得罪了美国人将来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弄得不好还会爆发战争。另一些坚定的反美者则主张干脆就与美国断绝一切来往，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得不开战也无所畏惧。
作为一位人文学者，笔者认为上述两种看法都难免有失偏颇。至少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每个国家都处于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也有你。互联网的普及更是将我们与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联通”为一体了，可以说，我们今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地球村”里，这虽然如安德森所言曾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现在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命运共同体”了：不仅分享福祉，同时也承担责任。
今年以来在世界各国暴发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就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突然降临人间的灾难，不同国家的态度迥然不同：有的国家出于保护主义的策略只顾自己安全，不管别国疫情如何；也有的干脆在自己无法控制疫情时就任意甩锅别国，甚至提出要别国为自己所遭受的损失而买单；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保护好自己的人民免受病毒侵袭的前提下向世界上灾情严重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人道主义援助。
诚然，就国际关系而言，出于竞争的考虑，美国政府将中国当作自己最强有力的敌人，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但是，我们都很清楚，世界上绝对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如何“化敌为友”，变敌对性竞争为友好竞争实际上也是一种技巧。而要实现这一目的，除了政府领导人和外交机构应付出主要的努力外，人文学者也应该有所作为。
实际上，在美国的知识界，中美关系也是一个热议话题。至少笔者频繁交往的一些藤校教授和知识界精英院士就对之颇为关心，并希望为改善这种关系能够有所作为。在中国疫情严重时，笔者经常收到一些美国同行的电子邮件，询问目前的情况如何，并送上美好祝福，邀请笔者待疫情过去后赴美访问讲学。同样，当疫情在美国大面积蔓延时，笔者也发去邮件问候他们，并希望疫情过后他们能够再度来中国访问讲学。这样的越洋问候，令中美双方学者都颇为感动。
而中美关系的交恶难免会给两国的人文学术交流蒙上一层阴影。作为人文学者，我们能为之做些什么呢？我们能否在民间率先突破中美两国交往的障碍呢？笔者不禁想起发生在近五十年前的“乒乓外交”。
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都不会对“乒乓外交”感到陌生。1971年，中国乒乓球队赴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中美两国的运动员有了直接交流和接触，此后中国政府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运动员访问中国，从而以小球带动了大球，最终帮助促成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当然这种人文交流并非是单向的，就在尼克松结束访华后，美国乒乓球队也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问了美国。毫无疑问，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依然不可否认，这一小球带动大球的人文外交事件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的重要意义。
另一件与笔者所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有着更直接关系的中美人文交流事件，发生在1983年的首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起因是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钱锺书先生在国际会议上结识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孟而康（Earl Miner），两人都对东西方文学造诣很深，并对文学理论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孟而康提出是否可以举行一个中美双边比较文学会议，而钱锺书则迅速接过话题，主动提出这样的会议最好首先在北京举行。正是由于两位人文学者的努力，首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会议于1983年在北京举行，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随后，在孟而康的努力下，第二届会议也于1987年在美国举行，也取得了积极反响。这个事件无疑在中美人文学术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今天，笔者可以自豪地说，通过中美学者的共同努力，一些原来并不了解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美国学者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在一些学术或公共媒体上发声，建议美国的人文教育增加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课程。一位年愈九十的著名院士十年前甚至在公开演讲中说道，“假如我年轻二十岁，我一定要从学习中国语言开始了解中国文化。”另一位法籍美国院士也在给笔者的信中愤怒地谴责特朗普政府破坏中美关系的言论，认为他的所作所为将使美国人民蒙羞耻辱。还有一位长期担任权威人文学术刊物主编的学者不仅邀请笔者为他的刊物编辑一期主题专辑，而且还在同年发表了笔者的另一篇文章。当笔者问道，“你不担心你的美国同行指责你亲近中国吗？”他却毫不犹豫地答道，“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对中国文学有自己的认识。”
尽管当前的中美关系遭遇种种困难，但是这并不妨碍中美两国的人文学术交流，我们完全可以像那些先驱者那样通过民间渠道坚强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这样的人文外交活动有时甚至可以起到政府间外交起不到的作用。
(王宁，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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