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明镜》周刊10月19日文章，原题为“这就是（几乎）没有新冠疫情国家的生活”。最近我从北京给柏林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时，意识到了自己的特权。我们讨论了如何在欧洲度过新年假期，我建议去滑雪。我朋友回答说，这是个好主意——但他无法想象奥地利会在疫情中开放滑雪场。我很惊讶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实际上，我没有意识到新冠疫情的危险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因为我现在正居住在一个疫情事实上已经结束的国家——中国。
1月份我从封城的武汉回到北京，当时北京就像座“鬼城”，公共生活被冻结。但现在，当欧洲因第二波疫情来临正收紧防疫措施时，中国的社会生活已基本恢复正常。防疫措施早已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以至于我几乎不再注意到它们。如今在中国，感染新冠病毒就像中奖（那样难）。
这种成功源于中国严厉的防疫措施，并为此付出高昂代价。西方民主国家既不希望如此，也不能复制。我认为，这是基于（两国民众）不同的心态。
今年3月份当中国疫情消退时，我有了片刻喘息之机飞往柏林度假。刚好，那里疫情开始蔓延。尽管也有种种限制，但我在德国的社交生活从未停滞。考虑到我在中国经历的社交限制，我对许多德国人戴自制的口罩、不遵守社交距离等行为，着实感到担心。不过，我也很高兴被自由放任的气氛带着走。
5月底我乘特别航班回到中国，在天津一家酒店进行了14天隔离，之后返回北京。我回到北京时，防疫情况并没发生任何变化：在超市里、出租车上、地铁上，人们都自觉戴着口罩。没有人抱怨，他们已把这些当成生活的一部分，就像离开家前要穿鞋一样。
许多德国人想知道，新冠疫情是否真的已经在中国消失了。我想使用一个相反的示例来说明——如果中国一个社区发现新确诊病例，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最近，港口城市青岛仅发现12例新病例，当局就封锁了整个社区，并要求全市数百万居民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尽管如此，我受益于中国以这种方式成功遏制了疫情的事实。如今，我们可以在这个国家再次畅游无阻，在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中国国内旅游人数达到6.37亿人次。幼儿园和中小学校也已正常运转。举行庆祝活动时，你不需要像德国人那样躲在地下室里，而是去俱乐部。在我看来，当中国防疫措施限制了一定自由后，最终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自由。（作者格奥尔格·法里昂，青木译）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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