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拉美地区不仅不能独善其身，疫情还推升了该地区的固有结构性矛盾。拉美经济遭遇历史性衰退，左右政斗和府院之争并未因疫情减弱，地区政治生态深度发酵，政治力量碎片化态势愈发凸显，地缘政治秩序在各种势力此消彼长中动态调适。
巴西、阿根廷等地区主要经济体尚未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完全脱困，正处于艰难爬坡过坎的进程中。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得多国经济复苏进程戛然而止，全球范围内因抗疫而实施的边界封锁、航班熔断以及封城、社交隔离等措施使得拉美产业链、供应链、贸易链、物流链严重受阻，经济发展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均出现有效性不足，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几无动力。拉美经委会最新发布的报告称，疫情冲击下，拉美经济呈现120年来最差态势，整体衰退7.7%。拉美多国受疫情、自然灾害、政治极化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经常账户和财政账户“双赤字”醒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称，新冠疫情将给拉美带来一场巨大的主权债务危机，危机效应将在2021年最大化凸显。
拉美国家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处于中低端位置，地区国家工业体系、金融体系相对脆弱，极易受世界经济周期和全球市场波动的冲击，新冠疫情暴露出拉美经济的短板。其中，全要素生产率降低和资本积累放缓是拉美经济时常陷入技术性衰退和周期性衰退的首要因素，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长期结构性失衡是地区国家迟迟未能走出经济发展困境的主要因素，经济发展供给侧与需求侧长期不足也是拉美陷入增长瓶颈的重要因素。区域合作和次区域合作蹒跚不前，进一步加剧地区经济困境。有经济学家悲观地认为，拉美经济需到2024年才能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
拉美府院恶斗、左右争锋、政府更迭频繁，渐成地区民主政治进程中的固化现象，“街头运动、选票政治、国会政变”也因应形成拉美政坛风云变幻的三大特点。秘鲁一周三易总统的异常变幻几乎汇聚了拉美政坛震荡所有典型特征，一度成为地区国家中政治危机最为严峻的国家，危机本质上就是一场“国会政变”。目前，秘鲁政坛动荡虽暂告一段落，但风险依然存在，随着今年总统大选的来临，新一轮府院之争和民众街头运动有可能卷土重来。
地区大国巴西深受新冠影响，疫情传播快，感染人群广，死亡病例多。日前，总统博索纳罗宣布“国家破产，自己无能为力”。前总统、左翼领导人卢拉为此批评博索纳罗“轻视生命、麻木不仁、政府无能”。显然，左翼意欲利用巴疫情危机、经济衰败和社会不满来积累翻盘资本。但右翼也深知左翼的套路和用心，反其道而行之，顺势借用左翼拉拢民众的福利政策来笼络人心。博索纳罗宣布将发放给中下阶层民众“新冠补贴”的期限延长至年底，此举为他赢得不少好评。尽管巴西经济疫情双重危机交加，但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不降反升，一度竟升至37%，达到就任以来最高点。面对擅长鼓动民众的政坛老手博索纳罗，左翼想借疫情变天并非易事。
疫情同样折射阿根廷、智利等地区重要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机制的局限。失业人口的增加及中产阶级的部分返贫使得橄榄形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底层民众的失望”杂糅“中产阶级愤怒”扩大了社会对抗性和破坏性，财政状况的恶化以及医疗卫生体系的不堪重负推升社会矛盾的加剧。经济困境推升社会矛盾，社会矛盾同样反推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财政、养老、教育等关键领域的改革往往牵动整个社会阶层神经，稍有不慎便会触发社会动荡，政府为此不敢轻易触碰改革“雷区”，但又不得不硬着头皮推行改革，否则经济脱困便犹如一枕黄粱。经济社会矛盾相互交织又彼此掣肘形成拉美发展进程中的“魔咒”，智利，阿根廷等国频发大规模骚乱，大多缘于政府并无良方破解此魔咒。
拉美经委会称，疫情冲击下地区民众收入跌落至2010年水平，堪称又一“失去的十年”，当下，拉美多国暗流涌动。疫情放大拉美政治乱象和社会矛盾表明，超越其经济发展阶段而盲目复制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价值体系和发展模式在拉美遭遇水土不服是现实，简单移植会导致民主失范、社会失序和政局失调。疫情下，政治、经济、社会矛盾交织发酵，相互制约，进一步拉长拉美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轴。
疫情虽然是拉美经济严峻困厄的重要因素，但地区国家大多经济结构单一、市场配置资源低效、政府调控不力等“内生”结构性矛盾才是拖累拉美经济的关键因素。及时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加强创新能力建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主动融入新一轮全球产业革命和价值链重置进程，是拉美经济最终突破瓶颈的良方。与此同时，地区国家还需聚同化异，弥合分歧，积极推动区域一体化，构建区域主导产业价值链，在区域合作中实现自身利益。此外，从过往经验看，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称、与社会构成结构不符的体制带来的是无休止的政党对决、街头运动和府院缠斗。历史与现实、外来与本土因素综合造就的“拉美模式”短期内难以改变，政治力量不断整合与碎片化可能将长期伴随拉美发展进程。（作者王友明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所所长，中国拉美学会常务理事）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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