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至今已席卷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产生重大影响。新冠大流行引发的全球经济停摆、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巨幅动荡，极有可能造成全球性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凸显当前全球发展治理的“西方中心主义”权力架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发展物资，特别是新冠疫苗方面的诉求被边缘化、甚至被“消声”，发展的脆弱性风险上升。
新冠疫情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加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2020年4月就曾警告说，新兴市场和卫生系统较弱的低收入国家“面临着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和贫民窟抗击新冠病毒的可怕挑战。”以呼吸机为例，500万人的中非共和国只有3台呼吸机；750万人口的塞拉利昂只有1台……在各国高价竞购医疗物资的形势下，本来就缺乏资金和渠道的发展中国家很难获得必需的医护装备。由于高出生率以及防控政策和措施有限，发展中国家其实最需要新冠疫苗。以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非洲大陆为例，到目前为止，非洲各国一共预定了约9亿剂疫苗。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预测，非洲大陆至少需要15亿剂疫苗，才能完成对60％人口的接种，而采购及设置分配体系可能需要100亿美元。
当前世界上需求最迫切的公共产品就是新冠疫苗。然而辉瑞、莫德纳和阿斯利康研发的疫苗有个共同之处就是数量太少。基于此，现有的疫苗针剂首先要满足发达国家的需求，而发展中国家的疫苗需求则被选择性忽视。非政府组织“人民疫苗联盟”的报告显示，只占全球人口总数14%的富裕国家买下了最有希望的疫苗的一半以上，非洲则排在等待队伍的后面。《经济学人》信息社预测，大多数非洲国家最早要到2022年4月才能拿到疫苗。
疫情下南北发展诉求的不平衡，直接衍生出全球发展治理的信任危机。一方面，疫苗和医疗设备的供应缺口导致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巨大失望情绪。肯尼亚卫生部长表示，在疫苗和药物领域，肯尼亚以及非洲必须摆脱依赖他人的状况，“在医疗卫生问题上信赖西方国家，这是愚蠢的。我们不愿总成为他人想到的最后一批。”卢旺达前卫生部长比纳格瓦赫呼吁西方国家诚实些，不妨直说：“我的人民优先”。她强调：“可不要对我们撒谎说，我们是平等的。”另一方面，单边主义导致发展中国家在治理、性别平等、社会公平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的许多其他目标方面都已陷入停滞，死亡、极端贫困、卫生系统薄弱、断壁残垣的学校，疫情导致的系统性冲击日益加剧，有可能至少抹去2015年以来取得的进展，并可能导致全球发展倒退30年。
在此背景下，“南南合作”被广大发展中国家赋予更高的期待，却被发达国家一些人打上了“政治标签”。由于对疫苗等急需发展物资的诉求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发展援助体系下得不到回应，一些非洲国家开始寻找其他选项。塞舌尔总统带头接种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疫苗，几内亚接种俄罗斯生产的“卫星-V”疫苗。肯尼亚也对中国疫苗有兴趣，该国卫生部长透露，已分别与阿斯利康、辉瑞和中国国药集团接洽。不过他指出，“问题在于，谁到底还有疫苗可卖呢？欧洲全都买走啦。”同时，即使辉瑞突然可以提供足够的疫苗，也无法解决非洲的问题。因为这些疫苗不是为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它们必须深冻，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储藏相关疫苗的基础设施。而中国生产的灭活疫苗储存在普通冰柜即可，非常方便，是最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实际发展情况的公共产品。然而发达国家从单边主义和现实利益角度出发，将广大发展中国家视为“中间地带”，特别是将非洲视为“势力范围”，大搞疫苗民族主义，屡屡恶意解读中非发展合作关系。他们歪曲中国正在乘欧美自顾不暇之机，进入非洲疫苗市场，从而达到控制非洲的目的。这种出于政治目的将公共产品打上狭隘利益标签的行径，在大疫面前显得十分荒诞可笑。
当前新冠疫苗的稀缺性，导致西方一些国家在分配过程中撕下了二战以来极力粉饰的道义遮羞布，将“权力半径”直接暴露在阳光下。全球发展治理沦为权力的博弈场，也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切体会到“南南合作”的珍贵。而此时西方国家故伎重演，开动宣传机器恶意解读它国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将作为公共产品的疫苗打上民族主义标签，必然失去人心。（作者宋微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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