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3月9日发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伊齐基尔·伊曼纽尔等人的文章，题为《从伦理上讲各国可以保留多少疫苗？在实现群体免疫前共享疫苗的理由》，全文摘编如下：
获批的新冠肺炎疫苗在全球的供应很可能在数月甚至数年内仍然短缺。包括64个高收入国家在内的约190个国家已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这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一项倡议，旨在公平分配疫苗。但为了避免疫苗排队靠后，许多国家的政府正在两面下注，纷纷与各大制药公司签署双边协议，这些协议将保障优先获得疫苗。
新机制为共享设门槛
只要疫苗仍是一种救命的稀缺资源，一个根本性的伦理问题就会一直存在：各国可被允许给本国居民保留多少疫苗，然后才有义务向其他国家出让疫苗？
我们提出一种新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居民公平优先权”（FPR）机制。该机制为共享疫苗设定必要的门槛，也就是在新冠肺炎死亡率开始接近流感死亡率时。每年有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死于流感，但美国政府将这一死亡率视为正常的背景风险。我们提出，为把新冠肺炎死亡率降至危机前水平，即“流感风险”水平，各国政府有责任在分配新冠疫苗时，给予居民“公平的优先权”。一旦降至“流感风险”水平，它们帮助受到新冠病毒威胁的海外国家的责任，就超过进一步降低本国死亡率的责任。
两种对立的哲学观点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为全球卫生紧急状态中资源分配的讨论定调。在极端情况下，疫苗民族主义和疫苗世界主义在伦理上都站不住脚。极端民族主义无视边界之外的基本道义，而极端世界主义则忽视政府对公民和居民的义务。
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立场之间可能达成的妥协是，允许各国为其人民获得足够的疫苗以实现群体免疫，但要求他们向COVAX项目捐赠多余的疫苗，以便再分配给仍然病毒肆虐的国家。一些专家将群体免疫的门槛定在一国70%左右的人口接种疫苗，但精确的比例将取决于一系列实际因素，包括传染率和疫苗预防感染的能力，而不仅仅是遏制病毒引发重症的能力。这表明，从道义角度来看，各国不应保留超过实现约70%人获得免疫所需的疫苗数量。但各国是否有道德义务在实现群体免疫之前就与其他国家共享疫苗？
缓解措施可减少感染
FPR机制假定各国政府将继续实施合理的公共卫生缓解措施，以便在开展疫苗接种的同时减少人员感染，从而为控制死亡率所需的疫苗数量设限。这种缓解措施包括戴口罩，在公共场合、学校和老年人住宅安装高效微粒空气过滤系统。这些措施对控制病毒传播是有效的，不会造成不合理的个人代价或限制举措，但出现更具传染性的病毒株可能需要加强措施。
根据FPR机制，一国将被允许为多少人口接种疫苗？答案会因病毒的流行病学、病毒变异毒株的传染性和致命性以及疫苗的有效性和持久性而异。
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在没有使用疫苗的情况下，公共卫生措施控制住了死亡率。对于这样的国家，除了放宽严格的公共卫生措施所需的疫苗剂量以外，几乎不会获准保留额外疫苗。
美国和英国等其他国家的死亡率一直在大幅上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布赖恩·格伦费尔研究小组开发了一个简单模型，该模型假定疫苗可以带来一年的免疫力，那么这些疫情严重的国家需要为约25%的人口接种疫苗，并维持每周约1%的人口接种疫苗的速度，才能达到疫情危机前的流感死亡率水平。此后，FPR机制将要求它们与COVAX项目分享疫苗，以便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进行再分配。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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