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日经亚洲评论》4月7日文章，原题为“唐朝如何影响中国的科技”。提到科技发展，人们往往会说，中国企业最擅长的是应用阶段，即“从1到100”的工作。西方公司往往擅长实现“从0到1”的突破。以人工智能为例，2016年，谷歌人工智能实验室DeepMind开发的人工智能软件（“阿尔法狗”）击败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后，这场里程碑式胜利背后的技术迅速被数百家中国公司应用于从公共安全到医疗保健的实际需求。这催生了中国人工智能的黄金时代，该领域通常被用以佐证中国科技实力不断增长。
但从中国科技的古老历史看，这种实用主义以及国家在科技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可能有更深的根源。纵观中国历史，科技始终被视为一种实用工具，服务于维持良好治理的更大目的。科技总是由政府组织，由官员管理，并作为一种治理手段。
中国古代的科学工作存在着严格的制度安排。科学技术被严格地从治理的角度来看待。只要对经济和民生有用，它们就有意义。凡是与治理有关的科技工作，都由相应的官方机构组织管理，政府任命官员掌管其事务。
例如，在唐代，算学是中央设立的六学之一。国家还安排了单独的部门研究医学、历法计算和天文学等学科。这些部门由官员组成，他们也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医生，由皇帝任命，或大臣推荐，或者从科举考试中选拔。上级部门定期对这些科学家官员进行考核，以决定他们的降职或升迁。
中国古代的世界观和宗教信仰，使得严谨的自然科学研究在哲学层面上显得不那么重要。这强化了对技术实用性的关注，降低了科学理论的重要性。因此，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是绝对的实用主义。这与古希腊人偏重于纯思辨而忽视实用性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科学家大多研究与国家事务密切相关的领域，如农业、天文、算学、医学等，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最大的成就。中国古代的创新成果数不胜数，如造桥、灌溉系统、木制建筑、播种机、造纸、印刷等。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西方式的科学理论从未在中国扎根。例如中国古代工程师能够建造沿用几千年的灌溉系统，但从未对更深层的重力原理感到好奇。
当然，中国现在已完全融入21世纪的现代科学界。但上述的一些因素可能会在潜意识中继续影响中国科技行业。在个人和制度层面，中国的科技企业家仍然表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硅谷的创业公司被认为是使命驱动型的，而中国的创业公司则更多是市场驱动型的。
中国政府在科技发展中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如从制定政策到分配研究基金，再到资助初创企业。西方科技公司将消费者视为最终的利益相关者，而政府对中国公司而言才是关键。
这意味着改变务实的文化和思维方式需要时间。也就是说，中国科技的历史传统与西方的方法论具有很大的互补性。这不是竞争的理由，反而为合作提供了更大的机会。（作者Nina Xiang，乔恒译）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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