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至17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同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上海举行会谈，达成了《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重启了中美气候变化对话合作渠道。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以来，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实践中一直表现得消极被动，原本具有广阔前景的中美气候合作陷入停滞。回顾中美气候合作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此次携手合作的成果得来实属不易，对中美探索多边合作新机制、共同推动人类协力实现联合国2030议程第13项气候行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积极意义。
一是中美重新凝聚气候共识。在此次中美气候变化磋商过程中，双方回顾了《巴黎协定》第二条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控制在1.5℃—2℃之内的温升限制目标，期待即将于4月22—23日在美国举办的多国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力求在11月即将于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前提高减缓、适应和支持的全球气候雄心。具体举措包括：制定中美旨在实现碳中和/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长期战略；尽可能扩大国际投融资支持发展中国家从高碳化石能源向绿色、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转型；中美分别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逐步削减氢氟碳化物生产和消费的措施。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大会前后，双方将在工业和电力领域脱碳、增加部署可再生能源、绿色和气候韧性农业、节能建筑、绿色低碳交通、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合作、国际航空航海活动排放合作及减少煤、油、气排放的其他近期政策措施展开合作，推动制定围绕《巴黎协定》第六条和第十三条国家自主贡献（NDC）和透明度框架相关的具体实施细则。
二是中美探索多边合作新机制。中美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的实践经验，可以为《巴黎协定》的执行和调动全球南北各方探索新型南南合作的多边机制提供借鉴。1987年联合国环保署召集缔约国签署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ODS）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简称《蒙特利尔议定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环境协议，其确立了汇报、遵约、“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CBDR）和气候多边基金的全球治理先例。对于用于灭火药剂、气溶胶推进剂、塑料泡沫发泡剂等的ODS，发达国家的逐步淘汰时间表为：1994年停用三种受控哈龙（Controlled Halons）；1996年停用15种氟氯烃（CFCs）、四氯化碳（CCl4）、甲基氯仿（Methyl Chloroform）和部分溴氟碳氢化合物（HBFC）、冻结甲基溴（Methyl Bromide）的使用；2030年停用氢氟氯烃（HCFCs）。发展中国家则可享受10—15年的宽限期。
各缔约方每年须汇报生产和进出口数据，并接受“不遵约情事程序”实施委员会的审查。实施委员会由基于地区平衡原则选举产生的十个成员国代表组成（西欧、亚洲、非洲、拉美和转型国家各2个），任期两年，至多连任一届。为使委员经验不因改选而浪费，每年仅改选二分之一的委员。委员会选举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任期一年。发展中国家一旦开始履约，由发达国家按联合国摊款比例提供资助的“多边基金”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为实现精准对标，“多边基金”执行机构须与国内政府配合，与地方统计、审计、银行等机构协调如何提供减排数据、财会审计、地方贷款和跟踪监督，通过提交基准数据、加强机构能力建设，以便可持续地获得资助。ODS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在短期污染物（包括黑碳、甲烷、氟氯烃）和氢氟碳化物有减缓对象的重合，而减排短期污染物对于雾霾和污染治理见效快，能有效提高农作物产量、防止水系污染，通过采用高效清洁炉灶、优质燃料等先进技术，引进补贴、排放权交易等市场激励机制，有助于更好地凝聚中国、印度、美国等主要排放主体参与治理的意愿，对降低全球暖化的速度效果也更为显著。未来，短期污染物治理经验可以作为全球公共品在气候南南合作机制中推广，带动更多国家加入碳中和的行列。
三是共建多中心、跨领域协同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正如中国提前10年完成了联合国2030议程扶贫目标一样，可持续目标的实现有赖于跨领域主体之间的协同增效和上下联动、攻坚克难的创新精神。2002年以来，中国在《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CDM）下逐渐成长为全球第一大CDM申报国。在这一过程中，公共和私有、中央和地方多中心主体的协同参与是治理绩效得以实现的关键，也是未来气候领域中美合作与新型南南合作机制得以成功推行的主体基础。2009年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之前，中国提出了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到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15%左右的承诺。2019年，中国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了48.1%、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15.3%，提前1年实现了10年前的承诺。“十二五”计划（2011—2015）以来，中国实施了提高能效的污染经济成本核算计划，先后建立北京、上海、天津等9省碳交易试点，于2020年9月决定在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设立全国自愿减排碳交易中心，2021年初确定以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负责交易、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负责注册登记的“双城”模式。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和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被列入第十一篇《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一节中，并提出中国要建设性参与和引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积极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中国的气候变化行动目标，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宏观体系中的一部分，其与创新驱动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目标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在《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中，总体路径体现为战略对接、制度保障、社会动员、资源投入、风险防控、国际合作、监督评估等内在联通的复杂系统理念。在此次中美气候变化磋商中，双方决定将合作推动在云南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生物多样性所关注的森林、草原、荒漠、湿地、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少数民族传统生态农业实践，农业、林业及其他土地利用（AFOLU）及动植物对气候变化的响应认知，都将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宏观系统内的跨领域议题。
中国与联合国及美国、欧盟等全球北方国家与地区一道，协助受贫困和气候脆弱性困扰的非洲和太平洋岛国建设气候减缓和适应能力，在新型南南气候合作的制度设计、资金分配、机制优化等方面主动提出建设性方案，为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将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危机过程中乐见其成的。这也是生物多样性大会主题“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所倡导的国际可持续发展合作的希望之光所在。
（郦莉，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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