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新冠疫情之下的巴黎。（图片来源：路透社）
近日，法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0年法国死亡人数数据。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法国死亡人数为669000，同比超额死亡率增长9%。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本土出生居民8%的死亡人数增长率，外来移民死亡增长率达到17%。其中，在2020年3月-4月的第一波疫情高峰中，法国境内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人口死亡率增加了117%；在9月-12月的第二轮爆发中，尽管这一群体的超额死亡率降低至55%，但依然是法国移民人口中受影响最大的群体。
移民的新冠肺炎感染率与死亡率明显高于原住居民的现象并非法国独有。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疫情期间，英国非洲裔的死亡率达到白人的4倍多，其次是孟加拉裔、巴基斯坦裔和印度裔，华裔和其他族裔的死亡率虽然相对较低，但仍高于白人：华人男性的病死率是白人的1.9倍，女性则是1.2倍。新冠疫情的爆发无疑揭露了西方所谓人权和平等不过是一纸空文。
造成移民人口在疫情中感染与死亡人数的直接原因，是移民群体在医疗与卫生保障领域的缺失。国际移民组织与经济学人智库2018年-2020年对51个国家的移民卫生服务进行了评估分析，结果发现，仅1/3的国家为本国的移民提供了医疗保障，超过一半的国家中移民的医疗保障水平取决于其自身的经济条件。此外，有12%的国家仅允许移民获得紧急医疗服务。同时，移民群体在享受卫生保障时常常面临行政、财政、法律和语言等诸多方面的障碍。在疫情快速蔓延导致药品与医疗设施保障短缺加剧的情况下，这些都导致移民在医疗与卫生保障领域更处于弱势地位。
此外，难民营也成为疫情期间外来移民大规模感染的重要场所。此类营地通常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且医务人员不足，难民们难以及时获得防疫信息，在这样的环境中无法实现居家隔离，给其他难民及附近居民带来严重的健康风险。
移民健康问题的背后，则是其经济与社会地位待遇的不平等。从就业上看，移民多从事低技能的工作，这样的岗位受疫情后封闭政策的影响最为严重，且从事低技能劳动力工作的人群通常生活在过度拥挤的条件下，缺乏基本的公共卫生设施。根据新加坡卫生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至2020年6月19日，新加坡确诊病例中有95％以上是外来移民，而感染总人数中93％以上是在群居房中受到交叉感染。尽管新病例数呈下降趋势，但截至2021年3月1日，在群居生活宿舍中感染新冠的人数占新加坡累计病例数的近91％。
移民人口中的贫困现象导致了外来移民在社会保障资源获取的不平等。在美国，由于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的供应商始终推崇并坚持经济自由主义和市场化原则，因而导致了医疗资源分配在事实上往往遵循"因价制宜"的标准，过分强调价格机制在医疗保健领域中的作用，导致了医疗资源在种族群体间的畸形分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种族不平等，造成了医疗保健领域事实上的种族不公现象。对于外来移民的歧视现象与社会经济的不平等限制了个体的社会身份，并导致移民因其身份受到了全方面的差别对待，最终直观体现在个体健康状况上。
医疗健康的不平等，无论是在一个社会的族裔和种族群体之间，还是在社会经济群体之间，都映射着社会秩序的不平等，这样的不平等贯穿在社会地位、社会保障与经济状况的方方面面。外来移民的歧视问题是一个关于“出生”的问题，而这里的“出生”指代含义并非仅指代移民的原出生国。有研究表明，在法国出生的许多非裔居民在获取社会权利时也是不公的受害者，这就意味着社会对于外来移民的歧视依据更多源于其主观上的外国特征，即种族。受到盎格鲁-撒克逊思想影响，西方学界关于人种健康论的假设并不罕见，即生物遗传因素可以解释不同种族群体之间的健康差异，这种理念令不平等的种族秩序合理化，从而忽视了少数族裔的健康问题背后所映射的社会秩序不公带来的恶性循环。
生命权作为公民的最基本人权，是公民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西方国家在新冠疫情爆时未能及时采取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导致数万人失去生命，同时不同族裔间的健康鸿沟又暴露出其深层次的种族问题，各类种族歧视与排外行为在部分欧美国家甚嚣尘上。2021年新冠疫苗上市后，欧美国家又大量囤积疫苗，奉行“疫苗民族主义”，可谓被彻底扯下了“人权卫士”这块遮羞布。
（王战，武汉大学中法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教授、浙江越秀外语学院非洲大湖区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田斯予，武汉大学法国研究中心博士）
责编：聂舒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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