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欧洲议会全会通过决议称，在中方解除对欧洲议会议员等实施的反制裁前，将“冻结”关于批准中欧投资协定的有关讨论。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历时7年，中方始终抱有诚意促进双方合作，以开放的姿态在市场准入承诺、公平竞争规则、可持续发展和争端解决四个方面为欧洲投资者提供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以促进企业发展和创造就业。此次欧洲的单方面翻脸无疑是非理智的，反而印证了新冠肺炎疫情以来西方对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地位提升的焦虑，其反对中国之声越大，所反应出的自身问题也就越大。
此次欧洲议会“冻结”中欧投资协定有关讨论的直接导火索，是双方此前就“人权”问题的制裁与反制裁。欧洲将人权概念作为对华外交博弈与战略压制的手段和工具已是老生常谈，意识形态上的目标往往暗藏其他诉求，以实现自身利益和提高国际影响力。本质上反映的是欧美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对中国崛起的忌惮，疫情则放大了这一情绪。疫情以来，欧盟和美国深陷经济衰退的危机，并因供应链的震荡而鼓吹“去中国化”，并认为这是摆脱对中国依赖的“好机会”。然而事实上，中国在全球出口所占的份额仍在增加，甚至超过2018年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战之前。中国在全球经济和供应链中已扮演者不可或缺的角色，引起了欧美国家的恐慌与不满，因此在贸易、科技方面对中国频频发难。
以芯片之争为例，2020年12月以来，受疫情影响，美国和欧洲均出现了严重的“缺芯”的现象。芯片短缺导致欧美汽车工厂关闭，消费电子产品出货放缓，由此其供应链的安全受到质疑。欧美的汽车行业是重灾区，德国的福特由于半导体供应不足，工厂已经停产数周，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制造商闲置工厂的行列。这场危机凸显了该地区对外国公司关键供应的依赖，同时，手机、冰箱和其他电子设备的一个重要部件的短缺，对欧美因疫情而萧条的制造业的恢复构成了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美国家“去中国化”气氛高涨。欧盟于5月5日更新了欧盟工业战略，希望加强单一市场弹性，并在原材料、半导体和电池等6个战略领域减少对中国和其他外国供应商的依赖。战略指出，欧盟137项战略敏感产品中约有一半依赖中国的供应，其次是越南和巴西。这些产品主要与能源密集型产业（如原材料）和健康生态系统（如活性药物成分）有关，也涉及与支持绿色和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其他产品。
欧盟在贸易上对中国发难也并非在此次中欧投资协定才有所体现。欧盟是最早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国家，也是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之一。数据显示，自1979年欧盟对中国的机械闹钟和糖精钠发起反倾销调查到2020年底，欧盟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177起，其中反倾销调查148起。近年来，欧盟对华反倾销调查的结案方式明显呈现出征税案件在全部调查中所占的比重上升，而无损害结案或者中止调查的案件越来越少，而且征收的反倾销税的税率也越来越高。欧盟对华商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的目的并非维持正常市场秩序，而是借高额反倾销税打压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迫使其退出欧盟市场。由此可见，欧洲在贸易方面对中国发难早已是其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常见手段。
但长期来看，中欧之间依然合作大于竞争，双方贸易依存度持续上升。疫情后双方的贸易往来扩大的趋势也并未因“去中国化”的声音而改变。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欧盟从中国进口商品3835亿欧元，比上年增长5.6%；向中国出口商品2025亿欧元，增长2.2%。欧盟27国与中国货物贸易在疫情中逆势双向增长，中国首次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同时，欧洲企业多数无法与中国分割，例如在医药领域，德国施塔达药品股份公司统计，中国医药品有效成分生产份额约占世界40%。
毋庸置疑，国际贸易和产业的分工协作符合经济发展的基本原理，经济全球化符合全人类利益。中国在全球经济与供应链中逐渐扮演着不可或缺角色已成不争的事实，诸如“去中国化”的反对之声只是此过程中的一股逆流。据英国《卫报》20日报道，在“冻结”消息公布后，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梅尔仍对中欧投资协议予以支持，并肯定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均对该协议表示支持。
可以说，此番单方面“冻结”协议更像是欧洲对疫情后国际环境变化所产生的恐慌情绪的释放，短期内无疑将为中欧的经贸合作带来一定程度上的阻碍。长远来看，欧洲面临成本增大、构筑供应链需要时日等严峻课题，欧洲无法承担“去中国化”的成本代价，贸易上也无法摆脱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扩大与中国的合作是大趋势，协议的签订只是时间问题，中方对于欧方的非理智行为应淡然处之。
（王战，武汉大学中法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教授、浙江越秀外语学院非洲大湖区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田斯予，武汉大学法国研究中心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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