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之前推出的雄心勃勃的“基建计划”不断缩水，从最初的2.3万亿美元，如今已经缩减到1.7万亿美元，但美国媒体24日的报道称，共和党方面仍持反对态度。因为，不少美国经济学家批评说，在大量印钞放水后，美联储已走投无路，通货膨胀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而且越来越多数据显示，美元作为全球央行的储备货币，其地位正被欧元、日元和人民币削弱。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也加剧了美元霸权的裂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20年第四季度，欧元在全球央行的储备比例为21％，提高至与6年前相同的水平；美元为59%，为25年来最低水平。国际金融机构都在“用脚投票”，质疑美国利用其货币在全球“割韭菜”，用美元贬值和无限制借债过“独自富贵”的日子。
美国政府无节制向全球借钱，美联储无底线量化宽松，直接造成了持续的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铜、铝、铁矿石等中国作为最大买家的大宗商品价格非理性暴涨——经济常识告诉我们，世界经济正在经历持续一年多的突发疫情，基本面根本不支持周期性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这种基础原材料成本上升，会让全球所有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在疫情负面影响的基础上“雪上加霜”。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是一个金融现象，缘于美元超发刺激，但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已经体现为全球制造业成本上升。另一方面，疫情造成全球老百姓收入下降、消费复苏缓慢，制造业企业对下游议价能力差、很难把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成本压力“转嫁”给消费者，只能自己“被压榨”。实体经济被美元霸权压榨，不禁让国内外很多政商两界有识之士开始讨论，如何摆脱美元一极化格局。
对此我们必须冷静。作为过去3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货币，人民币目前在各国外汇储备中的比率刚刚超过了2％，打破美元垄断地位不能主要靠中国。当然，也没有人敢低估中国，人民币是21世纪世界各国央行外汇储备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增量，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最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发达国家的欧元区，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在期待更加公平、反映实体经济供需关系的世界货币新秩序。因此，中国要积极寻求与全球其他央行合作，也包括IMF在内的国际超主权金融平台，为全球货币新秩序作铺垫。21世纪的世界，只有美国在期待所谓的“货币战争”，好从中渔利；世界其他国家都在寻求金融回归本源，让货币回归为贸易的“中性”工具，而不是靠货币信号去引导、甚至是主导经济。
持续的新冠疫情加速了这个进程：2021年4月7日，G20财长与央行行长视频会议决定，IMF增发6500亿美元SDR。其作用简单说，就是在发展中国家遇到金融危机的时候，通过“超国家意识形态”的贷款予以救助。这20多年来，IMF毫无疑问是世界金融的重要稳定器，其增发超主权“货币化工具”，虽然只是为了非常规事件，但对美元霸权也可谓是一种实质性“分权”，增加了欧元区和中国在金融方面的世界性话语权。
我们正在步入后疫情时代，大概率会发现个别国家面临类似1997年和2011年的本国货币危机，这就需要世界各国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协调，鼎力支持IMF助力全球经济平稳复苏。可以想象，美国为了自身利益，绝不会轻易放弃美元的霸权体系，必然会通过多种手段阻挠其他国家的金融合作。而其他经济体则应坚决推进互惠互利的金融市场开放、做实各国央行间的货币互换协议，特别是数字金融下的贸易结算工具使用，便利化跨境资金结算，用经济全球化最终打破美元霸权，让美国金融政策转向更为可持续的全球多边化合作格局、更多造福民生。（许维鸿，作者是甬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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