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9月26日，德国举行了联邦议会选举。引人关注的是，这次选举的结果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呈现：选前都认为谁能笑到最后难以预测，但结果却并不出人意料。左翼的社民党以后来者居上的方式，赢了主要对手联盟党不到2个百分点，从而得到了与获选进入议会的绿党和自民党谈判组阁的优先权。根据德国选举规则，如果社民党能够与其他两党达成联合执政协议，德国新政府就将首次以“三党联合”的方式成立。
选前之所以难以预测，一是因为出现了联盟党、绿党和社民党在民调中交替领先的局面，德国民众的犹豫和摇摆心态显露无遗，两大主流政党“一统江湖”的格局被渐次打破；二是人们还难以从“默克尔时代”营造的、长达16年的政治稳定性中摆脱出来，难以接受越来越不确定的德国政治现实。选举结果之所以并不意外，是因为德国政局变化到今天已有迹可循。在2017年上届选举中就已出现的“多党并存、大党不强、小党不弱”的政治碎片化现象，不过是在本次选举中得到集中体现并被进一步强化了。
“大党根基松动、小党地盘稳固”的德国政治生态现实，将直接反映到接下来的组阁谈判中。由于社民党和联盟党差距微弱，无论由谁来发起组阁谈判，绿党和自民党作为入阁伙伴的不二人选，它们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空间都将得以扩大。各党政策主张的契合度、相互妥协的意愿，以及在新政府中的权力分配交易，是决定组阁谈判成功与否的主要因素。
不甘心在联盟党的阴影下做“千年老二”的社民党欲在此次选举后翻身做主的意愿强烈，而长期执政的联盟党也不甘心就此下台，它们向绿党和自民党妥协的空间也会加大。这很可能被两党加以利用，在组阁谈判中提高要价，除了更多地强调自身的政策主张外，还将在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和经济部长等重要职位的争夺上表现出更强烈的欲望。
因此组阁谈判的结果会进一步反映到新政府内部的权力分配和在决策的权重上，除了获取总理一职外，主要政党在新政府中的决策权极有可能遭到弱化。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博弈加剧、决策效率下降、政策刚性不足等后果就很难避免了。不得不说，这实在不是一个能够适应德国当前政治需要的理想状况。
在经历了长达16年的“默克尔时代”后，无论是选前的各党主张重点还是选后的各党政治格局，都表明德国社会“求变”的心态和“求稳”的需求至少同样强烈。尽管主要政党的施政原则仍是“稳中求变”，但新政府复杂的三党合作/博弈格局，将很难避免出现“小党主导变革、大党负责维稳”的分工局面，这又会进一步放大政府内博弈和竞争的一面。
这种情形在默克尔执政后期实际上就已经在德国政府出现：外交、国防和经济部门之间不时各说各话甚至公开争论，只有在将矛盾上交给默克尔本人后，德国政府才能维持一个表面和谐但暗地里少不了各行其是的状况。在联盟党和社民党多年搭档、前者当家做主的背景下尚且如此，对于如今缺乏默克尔式拍板人物的“三党共治”格局，就更难有比以往乐观的期待了。
如果德国新政府按照这种态势产生并运作，我们就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政策求稳却又左右摇摆、强调共识却又政出多门的新伙伴。尽管对外政策和对华关系不是此次德国选举中的热门话题，但一些舆论将“稳中求变”里的“变”瞄准了默克尔的对华政策。
德国的对华政策在新形势、新格局和新政府的背景下的确需要变，然而，是朝着将共识与分歧对立起来甚至主动挑起矛盾的方向去变，还是朝着让竞争促进合作并且让双边关系更具韧性的方向去变？是以将内外压力向中方转移的方式去变，还是坚持沿着求同存异、务实合作的道路去变？这些都应当是德国新政府需要做好功课并向中国伙伴明确传达的信息。
德国政治的新形态，将问题摆在了未来的德国新一届政府面前，尽管有更多不确定性出现，但德国共识政治的传统仍在，并会在必要时展现出它的强大。
就目前而言，德国经济社会的基本状况良好，在面对疫后经济复苏和新技术革命挑战时仍旧拥有巨大潜力。如果能够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明辨利弊并保持定力，不被“地缘政治竞争”带偏，不被“意识形态对抗”蒙眼，德国仍有机会迎来一个没有默克尔的、长期稳定和快速发展的“默克尔时代”。这应当成为德国从当前政治状态出发后的理想愿景。（崔洪建，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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