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第3个10年伊始，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发生着两件大事：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它们使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正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认真思考的两大全球课题。俄乌冲突对东亚乃至世界的最重要启示之一就是，人类要走可持续安全之路。
第一，各国决策者需要摒弃所谓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和传统地缘战略旧思维。事实证明，尽管欧洲并不缺少多边安全合作的机制，但由于缺乏科学的安全观，所谓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和传统地缘战略决策思想导致欧洲安全机制失灵，安全成本不断上升，安全质量却不断下降，乃至出现安全政策异化现象，冷战被热战代替，并可能危及世界和平。
东亚地区要警惕这种倾向的出现。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背后起作用的，是所谓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国际政治思维与“海陆对抗宿命论”等传统地缘霸权争夺战的逻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出所谓“新现实主义外交”即是其表现之一。这将必然导致日本在俄乌冲突中作为美国的盟国迅速跟随美国和北约其他成员国的对俄全面制裁举动。今年5月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执政后，日美很可能将压韩方在劳工等问题上做出让步，同时努力将韩国纳入“印太战略”。此外，日本还将推动修改战后《日本国宪法》，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扩军计划，甚至开始讨论与美国“核共享”，参与太空军事化、网络军事化，妄图使日本成为“能战大国”。
然而，事实将证明，日本这些做法不仅会严重威胁东亚邻国的安全利益，也会严重损害日本的国家安全利益，使日本陷入战后以来最差的周边安全环境。岸田“新现实主义外交”将带给日本“非现实主义”的结果，这就是日本安全与外交政策的异化现象。
第二，东亚地区要防止“暴力多边主义”带来的安全危机与灾难。纵观全球，东亚地区之所以相对和平稳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单边黩武或“暴力多边主义”并未在东亚地区盛行。然而，东亚各国仍需要居安思危。
必须看到，2016年以来美日推行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实质是以日美同盟为轴心谋求建立包括北约成员国在内、共同对抗中俄朝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和科技集团。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日本曾是其中的主力。二战中，日本与纳粹德国和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全面扩大侵华战争，最终战败投降。然而，历史的教训好像已经被遗忘，信奉军事实力和军事集团的战略扩张基因似乎在日本得到隔代遗传。
尽管广大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日本宪法仍然可以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是近 10年来，日本当局在钓鱼岛列岛主权归属认知方面，不断向公众特别是年轻人灌输所谓“日本固有领土论”“日本实效管辖论”“中国入侵领海论”等，造成日本民众对华感情恶化，潜在敌意上升。这是非常危险的。去年以来，日本集结英法德加等国军舰在东海、南海举行联合演练，矛头所指不言而明。4月7日，日韩澳新作为北约的亚太地区伙伴国出席北约外长会议，日韩是首次参与，引起各方高度关注。5月，日本将在东京主办美日澳印四国峰会，针对俄罗斯和中国将发出何种信息值得关注。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很可能形成“东亚版北约”并在日本修宪后与北约合流，成为全球“暴力多边主义”的温床和未来东亚战争与冲突的渊薮。
第三，东亚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构建可持续安全的国际多边机制。共同安全就是所有国家的安全战略、政策与措施必须兼顾本国安全与邻国的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就是通过综合手段和方式，既维护和平、确保传统领域的安全，也确保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安全，即国际总体安全；合作安全就是努力通过国内国际协同合作，共同维护本国和邻国的综合安全；可持续安全就是要通过共同、综合、合作的安全路径与方式，确保较低成本的高质量安全的长期有效性。
2014年以来，东盟地区已经开始接受可持续安全的理念，中日两国有识之士可以就可持续安全理论与实践进一步交流探讨。长远看，可以考虑在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基础上，构建东亚可持续安全共同体。相关各国可在树立可持续安全观的过程中，思考未来领土领海归属认知争议等一系列难题，而不被传统权力政治或地缘政治旧决策观念所束缚，不被世界争霸战所连累，为全球可持续安全做出东亚国家的贡献。
（刘江永，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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