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5月24日刊文指出，在从举办首次领导人峰会到如今的14个月里，“四方安全对话”已经从一个“光鲜亮丽、充满诱惑、极具潜力”的事物，变成一个“价值可疑的二手备胎”。
文章说，“四方安全对话”一直渴望一个更为系统化的身份，能围绕涉及四方共同利益的事项展开功能性议程，建立一个由西方民主国家组成的协调机制，为更广泛地区提供重要的公共产品。它既希望被定义为“由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组成的伙伴关系”，也希望获得一种不现实的身份——“安全联盟、亚洲版北约或正式机构”。
但“四方安全对话”始终面临一些不利因素。比如，它缺乏严肃认真的经济成分；在概念上依赖态度矛盾的印度；在许多亚洲领导人看来就像是专门为了遏制中国而存在。
文章指出，与中国加倍投入印太地区的经济网络建设并且强化自己的中心地位不同，华盛顿和新德里正在退出而不是拥抱常规地区贸易协议。
文章认为，印度是“四方安全对话”不可或缺但最薄弱的一环。新德里与该组织的理念和宗旨极不相称。它位于亚洲地区经济网络的边缘，从不认为威尔逊主义（其特征是高举“人权”、“民主”和“法治”的旗帜，对外积极干预）是亚洲战略稳定的组织原则，并且受到与中国关系动向的影响。
文章认为，最重要的是，“四方安全对话”以人为设计的错误框架为前提，该框架武断地将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定位为单一战略体系。但该地区是两个体系——亚太体系和印度洋体系——的集合，这两个体系历来孤立运行。位于两端的日本和印度拥有截然不同的安全利益。钓鱼岛问题或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岛屿的战略利益在新德里听起来过于遥远，就像喜马拉雅实控线在东京或堪培拉听起来的感觉一样。
文章结论称，“四方安全对话”不会像批评人士所说的那样消失。但是，“四方安全对话”要想建立一个更广泛的亚洲联盟，扭转对中国的集体力量对比，那只能是徒劳。与此同时，“四方安全对话”的经济基础差不多已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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