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当地民众举行机会抗议警察暴力。（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美国孟菲斯非洲裔男子尼科尔斯遭警察暴力执法致死事件持续发酵。2月5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89%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警察部门应该进行改革，其中有47%认为应进行重大改革。警察暴力执法早已成为美国警察部门根深蒂固的顽疾，然而民众的声音却一再被政客和利益集团所忽视。
尼科尔斯案之所以在全美引发轩然大波，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与此前发生的众多警察暴力执法事件不同，此案中的受害者与施暴者都是非洲裔。随着案件细节被披露，其他一些类似案件也重新进入大众视野：比如2015年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县的皮克特案和巴尔的摩非洲裔男子格雷遭警察殴打致死案、以及2019年震惊世界的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遭警察跪杀案中，涉案警察都有非洲裔。《纽约时报》就指出，这些案件打破了很多人对警察暴力只是“白人针对少数族裔的种族主义行为”的刻板印象，使人们认识到警察暴力“不是人际种族主义的产物”，“助长种族主义和暴力的是体制和策略，而不是警官的具体种族身份”。
这也从事实上宣告，美国警方所谓通过多元化警队种族构成来减少种族暴力的改革已经失败。归根结底，美国泛滥的警察暴力与“谁当警察”并没有太大关系，而是深植于美国警察体制与历史的产物。从历史上看，美国警察制度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初的英国殖民时期，当时美国很多地区、特别是南方各殖民地的治安队，最重要的功能是抓捕逃亡的黑人奴隶和镇压奴隶起义。这使得美国警察部门从成立伊始就带上了“种族主义基因”。
从现实来看，少数族裔加入警队没有改变警察部门长期充斥的等级制度、种族主义、白人至上等观念，反而是警队一系列制度与所谓“传统”在潜移默化中将这些少数族裔同化，而且往往少数族裔警员在面对少数族裔嫌疑人时“下手更狠”。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小詹姆斯·福尔曼就尖锐地指出，无论是警务理论还是执法风格，或是警察所接受的训练，“这些都制造了系统性的暴虐和残忍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警察自身的种族身份毫不重要”。
弗洛伊德案发生后，美国有多州采取改革措施限制警方豁免权，但同样也有很多州立法机构颁布加强警察执法权的法律。在政客和利益集团的阻挠下，在联邦层面的警务改革更是举步维艰。弗洛伊德案发生后，美国民主党就一直在推动全国性的警务制度改革，这也成为拜登最主要的竞选口号之一。然而，在共和党的阻挠下，民主党人2021年提出的《乔治·弗洛伊德警察执法公正法案》虽然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却始终无法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所需的60票，该法案最终未能在上届国会获得通过。在新一届国会两院被两党分别掌控的情况下，通过国会立法推动警务改革更加难以实现，路透社就直言，这一届“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对此事不感兴趣”。
而作为被改革对象的警察部门也是反改革的“急先锋”。美国警方早已成为司法程序中的“特权阶级”。美国最高法院曾多次确认，只要没有证据表明包括警察在内的政府官员知法犯法、故意违宪，那么在他们履行自己职责时“无意”违法，能免于民事诉讼。这实际上给警察在执法中滥用暴力开了“绿灯”。有美媒分析认为，国会警务改革法案的最终流产，就与警察工会和为其代言的共和党议员在豁免权问题上强硬的反对态度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亚利桑那州公共广播公司（Arizona PBS）刊文表示，要彻底改革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有着残暴和腐败历史的警察系统，需要创新和全面的解决方案，以及公众、民选官员和执法人员的支持。但问题是，在这种支持能够最终压倒政客们的个人私欲、冲破警方的部门利益之前，又有多少尼科尔斯、弗洛伊德或是皮克特将冤死于警察的拳脚、棍棒和枪械之下呢？（聂舒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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