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谈。期间，习近平就巴以问题这个“世纪难题”提出了三点主张——
第一，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第二，巴勒斯坦经济民生需求应该得到保障，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对巴勒斯坦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帮扶；
第三，要坚持和谈正确方向，尊重耶路撒冷宗教圣地历史上形成的现状，摒弃过激和挑衅言行，推动召开更大规模、更具权威、更有影响的国际和平会议，为重启和谈创造条件，为帮助巴以两国和平共处作出切实努力。中方愿为巴方实现内部和解、推动和谈发挥积极作用。
这三点主张在国际上广受瞩目。
6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欢迎仪式。图源：新华社
一
第一条主张中的“巴勒斯坦国”，前面有诸多定语，包括“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意思是，我们在协助解决地区问题时，要注重“历史经纬”和当地现状。
在欧洲历史中，犹太人与基督教社会之间合作与矛盾、融入与排斥并存。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欧洲兴起民族主义运动，一些犹太知识分子看到欧洲主流社会无视犹太人的同化努力，双方经济利益和文化传统又存在深刻矛盾，因此萌生了“独立建国”的想法。
但欧洲犹太人大多散居于各大城市和部分乡村，没有连续的、有明确疆界或封地传统的“领地”。“独立建国”就不得不考虑在海外建立移民社会。当年，犹太复国主义活动者曾设想过在非洲、拉美建国，最终选择了犹太教圣地耶路撒冷所在的巴勒斯坦。
一群世俗的政治活动家，在地点选择上高度接受了宗教传统和历史传说。
之后，通过移民、购置土地等方法，再加上英国的帮助（巴勒斯坦在奥斯曼帝国崩溃后成为英国委任统治地），欧洲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建立了排他性的社区乃至国家。
这种社会与一般移民社会最大的区别是，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造成本土居民和文化被取代的事实。如果你去现在的以色列，可以看到很多圣经记载过的地名，但这不是两千年历史“奇迹般的延续”，而是因为阿拉伯村子消失后，这些地方被重新命名。很显然，这一过程一定会伴随着人道主义灾难。
所以说，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根源性问题。欧洲人（无论西方犹太人或其他欧洲人）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矛盾，系统性地转移到了欧洲之外。这种事情在世界上发生过不止一次，但巴以问题无疑是西亚地区最具代表性和历史意义的案例。
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接壤的边境地区，一名抗议者手举巴勒斯坦旗帜。图源：澎湃新闻
二
历史很长，我们长话短说。
1947年11月，联合国通过分治决议。但随后不久，阿拉伯国家和新兴的以色列之间爆发第一次中东战争。注意，这里战争的参战方并非巴勒斯坦国，因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国家并未顺利成立。当时以色列的敌人，一是周边阿拉伯国家联军，二是并无明确政治组织的巴勒斯坦平民。
战争造成了大量难民问题，时至今日仍未解决。近几天，岛叔还在贝鲁特参观了当地巴勒斯坦难民营，这些人虽是巴勒斯坦人，但从未回到故乡。
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占领了比联合国决议中分配的更多的领土，阿拉伯人的土地则限于约旦河西岸（约旦管理）和加沙（埃及管理），也就是历史上巴勒斯坦的1/5左右；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占领了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实行了多年军事统治，占据历史上巴勒斯坦土地的比例更达到100%。
这就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背景。换句话说，巴以问题并非常见的“两国领土争端”，而是占领者与独立运动之间的问题。这应是我们理解当代巴以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因此，两国方案主张的“1967年边界”，已是巴方极大让步后的结果——他们想得到的，仅仅是历史家园的1/5。
1946-2010年巴勒斯坦边界变化图（图源：巴勒斯坦外交部）
现有矛盾在于，以色列虽已撤出并持续围困加沙，但并没有撤出西岸。这一地区从以方军事管理，变成了以方与放弃武装抵抗的“巴解”共管，但“约旦河西岸”并未成为有真正连续领土的实体。相反，约旦河西岸布满了犹太定居点。
而就是这1/5的巴勒斯坦，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并依托宗教典籍记述，以方也认为它不仅不该真正独立，还应是传统以色列文化的“核心区”——他们认为这是2800年前以色列和犹大王国的所在地。
那么，中国为什么强调“完全主权”？这是因为巴勒斯坦虽然得到了139个联合国成员国的承认（除瑞典和冰岛外，几乎都是亚非拉和东欧国家），但以色列的占领并未结束。
现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只控制了若干城镇，其外围就可能是定居点或以军驻军基地；巴勒斯坦没有自己的货币，没有自己驻守的边界；巴勒斯坦与约旦之间的边界也由以色列管理。如果你要去巴勒斯坦，既办不了巴勒斯坦签证，护照上也不会盖巴勒斯坦入境章，都是以色列在管理海关；经济上、人道主义物资上，以色列都享有管理权。甚至外国人在约旦河西岸的长居资格，最终都由以色列内务部审核。
换句话说，巴勒斯坦仅有法理主权，缺少实际主权。
这就是中国提出“完全主权”的意义所在。
5月15日，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中）在联合国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高级别会议上致辞。图源：新华社
三
应该讲，完全主权特别是经济、民政管理以及边界海关方面的主权，可以从根本上改善巴勒斯坦民生。否则，国际援助物资很有可能无法直接分配到巴勒斯坦有需要的平民。
第三条主张中提到的和谈问题，是中国解决国际问题的一贯主张。由于西岸和加沙内部在地理上、政治组织上有分隔，“巴勒斯坦的内部和解”也至关重要。但真正有效的和谈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以方态度。
目前，以色列对西岸的掌控相当稳固，对加沙也有压倒性军事优势，缺乏和谈动机。不管是加沙的火箭弹还是偶尔的独狼式袭击，都没有改变以色列整体占据绝对优势的局面。
但和平努力不容放弃。建立在压倒性军事优势基础上的多年“冷和平”并非最佳结果，它不但对巴勒斯坦人民不公，也一定会持续给以色列平民带来生活和心理层面的困扰。巴以矛盾不解决，以色列不会真正融入西亚；作为西方的代表，以色列也难与周边和平共处，向周边输出暴力、转移矛盾，仍会是其维持自身安全的方法，这显然不利于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文／梅华龙
（北京大学西亚系助理教授、以色列和犹太研究所研究员）
编辑／绫波、点苍
来源／侠客岛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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