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一些西方政客不遗余力为“去风险”摇旗呐喊。从“脱钩”到“去风险”，看似降低调门的背后仍然是一些西方国家将对华经济议题“政治化”的趋势。继续遏制孤立中国，才是这套话术陷阱背后的真实图谋。
一些西方政客所谓的对华“去风险”，就是要在技术和供应链领域减少和中国的联系，实际上与“脱钩”是一回事，即在高技术和关键产品领域“去中国化”。一些西方政客通过“去风险”想要实现三个目标：一是要确保西方在若干新兴产业领域的优势地位，二是企图阻止中国获得能用于增强战略军事能力的技术，三是尽可能增强在国内的生产能力。为什么要变着法“去中国化”，归根到底还是西方的霸权主义思维在作祟，一些西方政客不愿看到一个崛起的中国，便极力污蔑中国是西方国家遭遇“风险”的来源。
面对一些西方国家以“去风险”之名行对华“脱钩”之实，中国必须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高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
一是坚持科技自主创新。美国组建“芯片四方”联盟，通过“芯片法案”，已经确定要与中国在芯片产业“脱钩断链”，对中国断供高端芯片。面对此种形势，如果不取得重大原创技术突破，不仅芯片产业，应用芯片特别是高端芯片的各个产业链都会受制于人、失去高端技术话语权，也就难以实现产业链自主可控。应对这个挑战，中国将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向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战略高技术、高端产业、民生科技、国防科技等领域持续加大创新要素投入，依靠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突破美国的技术垄断。
二是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面对一些西方国家“去中国化”的生产替代战略，中国要依托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优势，通过稳市场、强预期、促消费、扩开放，建立链条化重构的市场开放体系，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加快形成立足国内、联通全球的现代产业链供应链生产体系和网络布局，培育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实现“在中国创新、在中国转化、在全球生产、服务世界市场”的目标。同时，坚持扩大开放，特别是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依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重要开放平台，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汇聚全球资源，推进实施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合作战略。
三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发展带动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以大数据、5G、人工智能、智能交通等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在制造业、信息技术产业、交通运输、旅游等产业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能够激发产业链各环节的高质量发展潜能，加速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为增强产业链韧性奠定技术基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发展数字经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具有重要意义，应成为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数字化转型政策更应侧重于扶持中小规模的民营供应商企业，特别是要建设行业性的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解决资金不足、技术落后、人才短缺等方面的需求。应支持各级政府和“链主”企业探索建设各种形式数字化赋能平台，有效辐射和带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整体韧性水平。另外，应重点关注上游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存在“卡脖子”问题的行业，要围绕全产业链供应链加强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通过上下游企业协同攻关破解“卡脖子”问题，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和安全稳定。
只要中国做好自己的事，任何“去中国化”的企图都不会成功，受伤的将是那些鼓吹“去中国化”的国家。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近日在德国《经济周刊》发表的评论文章称，自从特朗普政府开启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总额并没有减少，只不过是把对中国的逆差转移为对墨西哥、印度、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逆差，美国宏观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将贸易链从中国移走的做法尤其值得疑虑，因为原先的逆差来自一个价格更优惠的供货方，而现在却变成从成本更高的国家和地区进口商品。遏制与中国的贸易联系会损害美国的经济，不论是用“脱钩”还是“去风险”的概念。这番忠告，值得一些西方政客好好思量。
（蔡彤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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