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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密集公布了一批各地为受诬告干部澄清正名、撑腰鼓劲的案例。此前，该网站一篇文章引发广泛热议，文章指出，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其中提到要“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
啥是诬告陷害？《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明确规定：“采取捏造事实、伪造材料等方式反映问题，意图使他人受到不良政治影响、名誉损失或者责任追究的，属于诬告陷害。”
诬告陷害行为令人深恶痛绝。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党内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时，指出了“七个有之”，其中就有“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中央纪委将诬告陷害类案件列入“违反政治纪律行为”范畴，与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等非组织活动，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等并列。
可见，搞诬告陷害是政治问题，必须站在这个高度去认识和整治诬告之风。
诬告何以屡禁不止？
一般来讲，诬告成本低，发现难、取证难。诬告者都心虚，不敢露出真名实姓，大多数会匿名举报或冒用他人名字举报；诬告信多是打印版，无从比对字迹。有人因此肆无忌惮，四处寄送捏造的诬告材料。
诬告者究竟想干啥？
有的要谋取利益。比如，浙江的梅某打算拿下嘉兴机场一个项目，就纠集人员投递数百封匿名信，诬告陷害该项目负责人李某，想等着李某被调离岗位后，自己可以得手。最终梅某被移送司法追究刑责，其他4人因诬告陷害，分别被处以相应行政处罚。
有的是挟私报复。比如湖北某地法院原干部彭某，因犯罪被开除公职并被判刑，于是对院领导怀恨在心，出狱后捏造院领导为他犯罪提供便利、收受贿赂等问题，多次向各级职能部门和纪委监委举报，终因诬告陷害罪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河北一名基层干部告诉岛叔，当地有位实干型领导干部，工作出色，口碑也好，却引来个别下属不满。诬告者写了封通篇胡说八道的举报信告到上级纪委，上级纪委了解情况后发现，“100个人里有99人都说这位干部没毛病”。
还有的专挑干部提拔、人事换届等时间节点大肆诬告，意图迷惑组织判断、干扰选人用人节奏。碰上不愿担当的上级，本来酝酿好的干部提拔就可能被搁置，或干脆换人选，导致一些被诬告的干部错失机遇，真是比窦娥还冤。同一个班子里，甲的业绩更突出、上下下下评价较高，乙对此心生不爽，把甲视为竞争对手、假想敌，处心积虑炮制一封又一封诬告信，这次诬告没见“效”，下次接着告。在乙看来，如此“连番轰炸”，就算不把甲“扳倒”，也要把甲“搞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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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有下级诬告上级、同级诬告同级，上级诬告下级也不少。某单位一部门负责人，只因与一名下属在工作中的一点小矛盾，竟然在单位评职称前夕，向纪检部门匿名举报，给该下属编造了一堆乱七八糟的罪名。纪检部门经过认真核查，证实纯属子虚乌有，然而此时职称评定工作已结束。那名被诬告的下属工作表现优秀，本来很有希望当年评上职称，却做梦没想到顶头上司使坏作梗。
诬告者往往会伪装，甚至看上去“面善嘴甜”，实际上心理阴暗，品行卑劣，是散发着恶臭的“老鼠屎”，不仅干扰正常工作，而且会破坏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政治生态，若不严加惩处，只会让干事者心寒！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注意保护那些敢于负责、敢于担当作为的干部，对那些受到诬告陷害的干部要及时予以澄清，形成激浊扬清、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今年初，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明确要求，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及时开展澄清正名工作。
例如，黑龙江集中开展惩治诬告陷害行为专项治理；湖北、山东、陕西、吉林等多地通报一批诬告陷害典型案例；一些地方还给受诬告党员干部召开“澄清正名会”，比如青岛今年为受到不实举报的466名干部和17个党组织正名，澄清一人、激励一批、提振一片。
澄清通报会（图源：网络）
中央纪委网站有一组数据：2019年至2023年6月，浙江共查处诬告210起291人，湖南两年内查处诬告陷害31件65人，西安开始对1639件失实检举控告进行起底摸排……
翻看各地的诬告陷害典型案例通报可以发现，不少诬告者最终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甚至被判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旭告诉岛叔，如果诬告者是党员公职人员，可以按照纪律处分条例追究，严重的可以根据政务处分法进行职务违法的责任追究。若情节特别严重，还能适用刑法的诬告陷害罪。若诬告者是一般社会人员，可视情节性质、影响程度具体适用法律法规（如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刑法），由纪检监察机关移交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追究其行政违法责任或刑事责任。
“如果诬告者采用公开方式，如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等进行诬告陷害，意图造成受害者‘社会性死亡’的，还可以适用两高关于治理网暴的有关规定，溯源式追究主要责任人的相关法律责任。这也是新技术条件下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王旭说。
就该这样！亮出雷霆手段，让诬告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政治生态方能更加风清气朗。那些躲在暗处诬告上瘾的人也别太得意，坏事做多了，早晚会露馅。
文/云歌、又一里、点苍
编辑/绫波
来源/侠客岛微信公众号
责编：李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