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璇：下面我们聊京津冀协同发展，也是我们老百姓非常关注的，因为将影响几千万老百姓的生活，直接涉及我们国家的首都，以及周边区县这些地方，京津冀主要是哪几方面的协同？
高望：京津冀规划出来我们首先要设想，当我们谈论京津冀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最终是要落实到我们每一个人，刚才我实际上也讲到，大家的规划，政府的愿望看的很高，比如说刚才说的“一带一路”，和我们老百姓可能距离不大，京津冀可能也差不多，但是最终落实到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人。所以政府制订规划就是要考虑老百姓的利益，京津冀一体化的初始问题还是我们目前发展模式是否能够应对我们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比如说让老百姓富裕起来。生活在整个雾霾之中，他们的感受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发展模式不可能再继续支撑整个京津冀地区目前老百姓日益增长生存的需要，已经达不到这种现实，所以我们应该改变发展模式，所以能够给区域最大的一个，至少说是环境优美，生活质量提高，带来一种更加舒适的生活空间满足老百姓的需求。
对京津冀规划来说，我们实际上也可以抛开京津冀谈京津冀，我们可以找长三角和珠三角进行对比一下。从这两个经济区的发展实际看，市场化的作用非常大，就是要有一个龙头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长三角不用说了是上海，上海自清末以来，整个外资涌入，当地资本主义萌芽，或者说苏南浙北资本主义萌芽起来以后，开始在上海形成增长，发展起来形成资本外衣效应，又回到苏南和浙北继续发展。在建国以前就初具规模，建国以后县域经济发展特别好，就是苏南模式，再往南就是温州模式，他们都是基于县域经济发展起来的，它整个市场化的因素比较多，但是近年来也有一些问题，所以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他们之间有省域之间政策对接，实现良性的合作。相当于长三角是县域经济为总量，珠三角更多以村镇经济为主，村镇经济像中山的小榄镇发展相当好，甚至认为它是一个城市了不是一个村了，非常发达。所以由香港带动起来，整个香港资本往珠三角涌，然后深圳、中山、东莞一系列的城市都发展起来，包括它自己内省资本，包括外资，这样发展就非常好，整个经济去虽然面积比较小，但是非常有活力，是我们整个对外开放是一面旗帜。
回过头再来聊京津冀我们发展，其实京津冀一开始并不是京津冀，可能我们原来在九十年代以前可能更多说是京津唐，北京、天津和唐山。天津这个城市比较特殊，为什么说比较特殊？它在1949年之前，建国以前它也是一个直辖市，但它所谓的直辖市和现在的直辖市概念不一样，因为那时候在民国政府时期，有许许多多的直辖市，直辖市比较多，所以它并不出众，他是河北省里头一个直辖市，但是建国以后，天津在1958到1967年作为河北省的省会存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下子形成了直辖市，形成了现在京津冀，不能说三足鼎立是一个经济区的概念。
孙晓璇：因为政治的原因。
高望：成为直辖市，但是经济发展必须有市场化的运作，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区域内的市场化因素并不十分突出。就说三地的联系，京津联系比较紧密，我们看到京津动车每趟都是满员的，他们之间比较紧密。但是天津和河北之间，北京和河北之间未必有那么紧密了。我曾经在一月份去了趟河北，出了北京就是说京港澳高速，一出北京，我专门数了一下，就说一分钟的时间里，对向过车没有超过十辆，说明整个北京和河北之间整个物流少，所以说北京辐射能力相当小。为什么北京的辐射能力相当小，北京不是一个生产城市，是一个政治文化中心，是一个消费型城市，从民国以来就是消费型城市，它达不到与自己强大的经济能力带动河北整个发展，它不具有这种能力。
所以我们说整个区域需要有一个龙头来带领，来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这个龙头是谁呢？现在看来应该是天津。为什么呢？天津占有地理优势，它是港口城市。像珠三角和长三角都是港口城市带动起来的，天津自己定位是北京区域中心、制造业中心，一定程度的金融中心，这样把自己制造业和金融产业发展起来以后，形成集群效应和最终产生资本外溢，带动整个河北周边的发展，帮助消除环北京贫困带。说实话我们看到河北省财力，比如北京周边，我们举个例子，保定市财力达不到解决它自身问题的能力。因为我们看到就保定市来说，它一个市下面大概有十八个县，还有四个县级市，还有几个区，加起来二十多个下属行政单位，2014年整个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不到200亿，也就说分到每个县，不到十亿。这个财政基本上不能形成一种发挥积极的效用，不能给整个区域带来根本性的改变，这种财力是不足够的，达不到的。所以说需要顶层设计，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帮助区域实现新的规划，带动他们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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