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高校“抢状元”现象的制度考量

窦尔翔

清华和北大抢状元的话题已经过去，但留给我们的却是深深的思考：如何以建设性态度剖析“抢状元”这一现象？如何给出破解这一问题的科学方法，实现大学本来的目标？

“抢状元”贻害无穷。北大清华表面上是在抢“生源”，实际上是在抢分数。不管是谁，只要是“第一”，就值得抢。但是分数是个量化、排序的事物，必然造成稀缺性，一不小心，就会造成不斯文现象，甚至有可能带来更大的遗憾。“抢状元”也降低了学校在学生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学校向来是知识的家园、思维的殿堂，应该是神圣的。然而，高校“抢状元”行为，损害了学校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有可能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乃至成才后对学校的感激之情。

从表象上来看，“抢状元”反应了教育“过度倚重分数”、“过度倚重证书”、“过度倚重文凭”的理念、文化和制度。往深里想，是由于教育无法脱离以学校为中心的模式，教育分工不清、教育主体专业化程度差。而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在于我们对教育制度中的“三大规律”，即“教育链”、“多主体”、“教育目标”，没有足够的认识。

在“教育链”规律中，我们过多地将教育简化为“上学”环节，而无视教育包含了“人才禀赋甄别”、“教育战略决策”、“教育资源配置”、“教育实施过程”、“人才上市”、“人力资源再配置”等六大环节。从经济学角度看，当每一个环节花费单位成本所带来的边际收益相等时，人才的配养容易达到收益的最大化。可是现实中，我们只能观察到“缺三少四”的教育环节。状元之所以被抢来抢去，说明学生缺乏对自己潜能和禀赋的甄别，在短时间的“抢人”大战中，学生来不及甚至没有联系未来进行深入分析的教育决策意识，哪个学校“劲儿大”，哪个学校就取得了给这个学生做教育决策的权利。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一旦选择了学校，基本上意味着确定的培养计划。

在“多主体”规律中，我们没有认清教育不仅是学生的事，也是家长、学校、国家、企业、金融机构，特别是“投资人”的事。只有这些主体紧密配合，才有利于培养出有价值的人。过去我们常常听到两种埋怨：一种是家长和老师吓唬学生，“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当农民！”一种是学校埋怨社会，光靠学校教育不行，社会也要担负培养学生的责任。从规律上来看，学生的培养过程，离不开生产、培养、投资、使用等几大功能，每一个主体都有与之相应的专业化功能。而现实中，有的主体可能履行着部分或者全部的相关功能。这正是学校霸气能抢走学生，也是学生霸气乱点“学校鸳鸯谱”的原因所在。

在“教育目标”规律中，我们忽略了社会需求才是评价人才价值与教育成败的最终标准。“抢状元”与培养人才的目标并不一致，而与“生产文凭”的目标紧密相连。“状元”代表了考试能力，热衷于“抢状元”，意味着热衷于要考试能手。也意味着偏好于生产能反映考试能力的文凭。令人深思的是，长期以来，用人单位也都热衷于用文凭来选人，用各种证件来选人。或许正因用人唯分数、唯文凭，才导致人才培养的各个阶段也都靠生产考试能手。当然，也有可能因果陷入“鸡生蛋”与“蛋生鸡”的陷阱中。

进一步挖掘，导致我们对教育规律把握不深的原因在于，我们缺乏促使三大教育规律“发生”或者“显化”的动力机制。这个机制就是投资理念、投资机制，以及投资人制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既然教育资源是稀缺的，教育行为就要受到成本收益的约束，我们就应当将教育看作是一种投资。投资工具的性质一般分为债性和股性，从以往的投资来看，债性工具并没有很好地促使教育规律明晰，而股性工具则具有这个功能。一旦有了股性投资人，投资人的收益将会与学生的成长紧密相关，投资人就会千方百计地为学生提供专业化服务。投资人会联系未来就业需求在各个教育环节上都尽职做好；当投资人不能完全或者有效提供相应服务的时候，就会采用服务外包等合作方式；投资人也会在此过程中根据动态情况不断优化教育内容，以便学生被社会认可。

“抢状元”作为“教育工厂”之间的竞争行为，会损害整个教育体系的均衡性，要破解这一乱象，我认为可以尝试容易促使教育按照“三大规律”运行的股性学生投资制度。这种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投资人带着投资理念，以学生为本，以市场为约束，整合各类利益相关人，产生“鲶鱼效应”，从而会作为传统教育体制的补充，并提示、引导传统教育制度发挥市场效率。(作者为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金融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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