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媒统计，特朗普自去年12月以来，已有150多次批评媒体为“假新闻” 图源：新华国际
【编者按】
2017年即将过去。
这一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不确定性增加。“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但仍不稳固，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却已然抬头，为经济增长和国际合作投下阴影；同时，各国债务水平不断攀升，也为长期的经济稳定埋下隐患。在经济形势晦暗不明的背景下，全球范围内的分离运动与地区冲突此起彼伏，恐怖袭击频繁发生。此外，悬而未决的难民危机则直接引发美国在内的西方政治“集体右转”，进一步增加了国际冲突爆发的可能性。
面对这些问题，海外网推出“这一年，世界不太平”年终策划，希望从桩桩件件中直面世界的复杂形势，在风起云涌里读懂时局的运转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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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倒塌已近三十年，如今柏林墙倒后的“民主化浪潮”似乎已发生逆转。不仅在民主转型国家，更是在作为“灯塔”的民主原产地国家，民众对民主的信心在持续下降，民主政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威权化和民粹化，民主体系的开放性格与创造能力受到严重压抑，西方民主进入了精神上的某种自我背反。这些变化表明，对民主的过度价值期待与重负导致了民主运转艰难，对治理现代化复杂原理与经验的探索出现了新的不确定因素和挑战。
西方民主异化的第一个表现是民主的威权化。民主理论一度将威权作为民主的对立面加以建构，对根源于转型民主国家之传统权力、权威与秩序原理的“本土资源”加以批判，否定其合法性及合理性，并承诺按照西方民主模式可以实现一种全面的秩序更新与发展超越。民主理论自我浪漫化，成为一种笼罩非西方国家转型发展过程的意识形态，而将西方民主自身发展过程的艰难困苦及支撑西方民主大体有效运行的复杂要素系统加以遮掩或过度简化。
作为一种“民主输出”的意识形态战略，这种简化与美化是超级成功的，但却无法实质性解决非西方国家民主化之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国家竞争及政治团结。这些问题高度依赖于稳定秩序及长期连贯的发展政策，但偏重于选举民主与形式法治的“西方解决方案”并不能有效应对。以选举标准衡量，民主化很容易完成。但是以治理和发展标准衡量，则民主巩固始终成为转型国家的巨大挑战。
当民主化的过度承诺无法兑现为治理与发展的美好事实时，当欠缺配套制度文化与条件的选举民主破坏秩序稳定与政治团结时，当全面对外开放的新生民主政体遭遇外国资本及本国既得利益团体合谋劫掠时，当本国政治出现无法治理的严重腐败时，民众普遍感受到“一张选票”并不能带来美好生活，反而产生一种“民无主”与“肌无力”的巨大撕裂感。这些民众未得民主利好，反受“脆弱民主化”之害，转而从生存处境及历史对比中油然而生对过往威权秩序的重新理解甚至依赖，于是，就会出现民众用“民主选票”选出威权领导人的“民主逆反”现象。选举民主无法避免“威权逆转”，甚至为“新威权”创设更加巩固的民意与民族性基础，这是作为普适价值的西方民主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西方民主异化的第二个表现是民主的民粹化。优良的西方民主是经历数千年制度选择与竞争的产物，约翰·基恩在《生死民主》中有过透彻周全的考察。基恩将西方民主史划分为希腊式的广场民主、英国式的代议民主及当代西方的参与式民主。这表明，西方民主内部不断进行着与具体治理处境及目标之间的调适与变迁，并无一定之规，也不会固化于某种单调模式。民主的生命力恰恰在于保持价值开放与制度更新。贯穿民主史的最基本主题是如何在制度上协调精英与大众的关系。希腊罗马式的民主发展，主要动力即来自于平民对贵族的斗争。英国代议民主以来的民主发展，也贯穿着精英群体如何适应一个必然到来之大众社会的实践政治问题。如何公平有效地培育负责任且具公共理性的政治精英来代表大众承担治理责任，是代议民主制的根本奥妙。
但是，西方民主自身的发展逐步偏离了这一根本：一方面是民主的多元化和人道化使得民主本身出现了“价值泛化与相对化”，丧失了对民主之共同体根基及认同的回溯与坚守；另一方面，公投民主的泛化与滥用冲破了精英主义代表制民主的理性底线，英国脱欧与西班牙分离事件对西方民主造成严重的信心挫折。民主的民粹化不是一个新鲜的政治现象，柏拉图早在《理想国》的政体衰变论中即洞明民主政体无节制的平等诉求会反噬自由的共同体基础和根本认同，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僭主化”威胁。特朗普主义在美国民主中的兴起，就有着杂糅着寡头、民粹及政治保守主义的多头意象。美国的民主知识精英与公共媒体对特朗普的严格精神戒备与美国建制体系对特朗普的持续抵制或驯化，既体现了美国民主文化的某种坚定性与理性，也表明即便是美国民主也呈现出盛极而衰的“僭主化”趋势。
总之，西方民主在1989年登上意识形态巅峰，但并未给追随者带来自由而繁荣的秩序，反而是造成了更多的治理失败与发展停滞。从近些年的民主发展来看，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巩固过程出现了显著的“威权化”，既是民主文化扎根不牢的体现，也是西方民主输出策略中过度简化和美化的恶果；即便是西方民主发达国家，也出现了“脱欧困境”、“加泰罗尼亚分离困境”及“特朗普僭主化困境”。民主的公共理性横遭截断，威权与民粹恶恶相生，折射出西方民主的困境与危机，也是深陷民主巩固漩涡及民主化浪潮中的非西方国家的困境与危机。
历史远未终结，不同治理模式之间的“承认斗争”正加速展开，21世纪的世界历史秩序将更加多元，走下“意识形态神坛”的西方民主或许可以返璞归真，在其理性边界与合理范围内发挥善治作用。
（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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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鹏宇、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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