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外媒报道，不久前，塑料废弃物污染国际文书政府间谈判第五次会议（INC-5）在韩国釜山闭幕，来自170多个联合国成员国的1400余名代表参与了正式的谈判会议。经过两年时间、五轮正式磋商，各方在部分关键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最终未能在釜山会议上达成一致。会议决定INC-5休会，将于2025年择期续会，继续就文书进行谈判。
记者：您认为，与会各方如何从更加全面和长远的视角出发，提出更为务实和平衡的解决方案？
温宗国：全球塑料污染治理本质上是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管理问题，需要考虑污染治理的费效比。目前很多利益相关主体站在自身利益提出的方式一定程度上都有一定正确性，但是缺乏普适性。例如，一些观点倡导全球塑料的生产禁限措施，本质上是因为这些地区缺乏处理塑料环境泄漏污染问题的基础设施，导致污染问题危害较大，但如果实施全球塑料生产禁限，现有塑料制品的替代品在大规模替代后往往会产生新的问题。
更好的方式或许应该是基于国际社会共识，将污染治理的主要力量向这些受塑料污染问题影响较大的国家倾斜。塑料生产和消费国享受了塑料消费的便利，在环境责任上也应更多承担全球污染治理的责任。而这种定向治理全球塑料泄漏污染问题的措施，或许比在本国治理的费效比效果更好。因为塑料泄漏途径不同于二氧化碳排放，塑料废弃物是可以通过较为经济的技术手段阻断向环境最终泄漏的途径而大规模减少环境污染。其中，输出污染治理装备也是产业发展新机会。
记者：中国高度重视塑料污染治理工作，是最早采取非必要、一次性塑料产品管控措施的国家之一。您认为，中国的实践特点何在？给全球塑料污染治理带来哪些启示？
温宗国：中国在政策中提出了一些非必要、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管控措施，但没有贸然进一步限制相关产业的发展。塑料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材料，治理关键在于控制环境泄漏量。中国加大废弃塑料回收和资源化利用，整体上回收利用率约30%，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同时高度重视塑料垃圾常态化清理机制。这些实践经验对比于限制发展是更为科学和可持续的途径。
记者：近年来，为治理海洋废弃塑料问题，中国浙江探索“蓝色循环”海洋塑料废弃物治理模式，从回收、利用到纺织、制衣形成一个“从海洋到货架”的全流程，获得2023年联合国“地球卫士奖”。您如何看待浙江这种探索的现实意义？
温宗国：商业化解决海洋塑料污染问题是一种有意义的实践。从技术层面看，通过区块链结合物联网技术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不仅提高回收可信度，还为海洋塑料的国际化认证增值及高值化资源利用提供数据基础。从商业层面看，多方利益主体参与结合市场化运作，确保既解决了低值海洋废弃塑料收集难的问题，又为参与者带来了经济收益，具备可持续性的商业模式。根据目前查询到的数据，该模式下已有1.02万艘船舶参与，累计收集者6.18万人次。累计收集处理废弃物1.09万吨，其中塑料废弃物2254吨。相对于我国较大的塑料回收再生企业而言，其回收处理规模仍然较小，未来该模式仍然需要结合其他塑料高值化回收处理技术来提升经济性。
记者：在海洋废弃物尤其是海洋塑料治理方面，您认为全球南方国家如何加强合作？
温宗国：我认为中国可以作为一个重要推动者，通过对一些沿海地区及小岛屿等开展塑料污染治理，设立污染治理基金，输出中国污染治理装备，例如无人化船舶等打捞设备，形成典型成功案例，并进一步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进而推动全球塑料污染治理进程。
受访专家：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循环经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温宗国
（记者 彭训文采访整理）
原标题：治理塑料污染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专家解读）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01月27日 第 10 版）
责编：吴正丹、陈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