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关注农村高额彩礼的问题，其中有这样一段表述：
“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培育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
自2019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已经第七次提到农村高额彩礼问题，表述从“治理”“专项治理”“综合治理”再到“持续整治”，体现对该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治理决心。
今年值得关注的一个新提法，则是首次提出“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
（图源：澎湃新闻）
一
“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是什么意思？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李永萍常年关注农村高额彩礼问题，她给岛妹举了个例子：紧挨着的两个村，因分属两省、风俗不同，就可能形成“彩礼差价”。这边刚限价，那边偷偷涨价；这边听说隔壁村高，就也悄悄涨了回去，“按下葫芦浮起瓢”。
老话说“十里不同风”，到了村里边谈婚论嫁，就成了“十里比身价”。“甚至有人觉得，你不要这么高的彩礼，你自身肯定有问题。”李永萍说。
随着人口流动，跨省尤其相邻地区通婚，如今非常普遍。李永萍表示，这导致彩礼风俗相互影响，易引发攀比和模仿，仅靠单一地区治理难以奏效。
现实中，各省在高额彩礼治理上往往采取不同方式。有的通过村规民约限制，有的则缺乏干预，导致治理效果参差不齐，群众一比较，容易心理失衡。一旦高额彩礼引发的纠纷涉及多省，该谁管、怎么管，更容易出现“踢皮球”现象。
在此背景下，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有助于厘清责任边界，提升协同治理效率。这要求各地从“各自为战”转向“联合作战”，通过统一倡导标准、共享信息、协同监管，遏制高额彩礼之风在省际边界“流窜”。
二
已有地方先行探索省际联动治理。
例如，2025年以来，山东阳谷县与河南台前县、范县签订《鲁豫毗邻地区移风易俗协同治理机制》，通过统一标准、共享服务、联合宣传等方式推进治理，“彩礼不超8.8万元，婚宴标准一桌200元”，逐渐成为当地群众共识。
浙江丽水市安南乡与福建南平市岭腰乡，则启动“浙闽边移风易俗”行动，共同制定《浙闽边界村规民约》，对彩礼上限、宴请桌数、菜品标准、礼金金额等作出细致规定。
这些探索均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彩礼攀比、大操大办的风气，获得群众积极响应。
但也要看到，高额彩礼也出现了一些新变种。
“表面上彩礼数额降了，但附加条件却多了。”李永萍指出，一些地方彩礼“明降暗升”，现金额度受限，但县城买房、买车、“三金”等成了新标配；一些地方彩礼以“定金”“赠礼”名义存在，监管难度更大。
这也折射出高额彩礼治理面临的困境：彩礼属于一种“约定俗成”，需要依赖长久的引导与移风易俗，而不仅仅是制定限额。
三
中央下大力气整治农村高额彩礼问题，因为这不仅是关乎农民群众的“私事”，也关系到乡村振兴和乡风文明建设。
李永萍分析认为，高额彩礼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经济上，婚姻成本不断走高，对普通农村家庭造成沉重负担，在家庭内部也会导致资源分配严重失衡。
为成全一桩婚事，中老年父母承受主要经济压力，养老空间被压缩，形成“代际剥削”；高婚姻成本也让部分年轻人望而却步，青年对婚姻信心下降。高额彩礼背后，往往还存在性别比失衡问题。
近年来，面对高额彩礼顽疾，国家多部门协同施政。民政部设立多批婚俗改革实验区，倡导文明婚俗；最高法发布涉彩礼纠纷司法解释；农业农村部牵头开展高额彩礼、大操大办专项治理；共青团、妇联等着力搭建公益婚恋服务平台，拓展青年社交圈。
各地也摸索出一些办法，例如将彩礼问题写入村规民约，发挥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作用，加强自我管理；提出“低彩礼”“零彩礼”等激励措施，党员干部带头示范，引导观念转变。
治理农村高额彩礼问题，本质上是推进乡村社会价值观转变，需要疏堵结合。基层政府、基层党组织不能缺位，还要抓关键治理主体，请他们带动更多村民。
这也需要更多“源头活水”，根子上需要发展乡村经济，提升农民收入，普及教育宣传，扭转“彩礼等于身价”的旧观念，以及完善农村养老保障，缓解农民群众“养儿防老”的后顾之忧等。
文/辛夷
来源/侠客岛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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