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美國對華經濟阻遏將更嚴厲

中美關系60多年來先后經歷了戰略敵對、戰略合作和戰略模糊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分別延續了大致20年。以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和2011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為分水嶺，中美進入一個戰略競爭的新時代。

中美的戰略競爭表現在政治制度、經濟發展、外交動員、文化魅力等多個方面，但當前及今后若干年，兩國在經濟發展績效上的競爭，將直接決定中美整體的戰略競爭格局。與小國隻需在比較優勢原理下提升本國民眾福利不同，具有國際抱負的大國不能簡單遵循比較優勢下所形成的固定產業結構，而是要通過國家力量介入市場，培植和促進在經濟和安全兩個方面都具有戰略意義的產業(群)的發展。這也是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為何一直沒有拋棄國家作用的重要原因。

中美在經濟發展績效上的競爭，絕非僅僅體現在GDP總量上的競爭，甚至也不完全是居民收入水平的競爭。房地產所制造的GDP和波音飛機所制造的GDP，盡管在量上可能相同，但在大國競爭中的優劣不言自明﹔同理，依賴傳統能源所創造的GDP，同開發新能源所創造的GDP，更是不能同日而語。這也是為什麼19世紀的英國能夠輕而易舉的打敗和它在GDP規模上不相上下的清帝國。剖析大國之間GDP的構成，才能獲知兩國間的差距。

過去30年特別是近十年裡，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動力主要是依靠消費類的低端制造業和房地產業。不容忽視的是，高鐵、“神舟飛船”系列、“遼寧號”航母、華為、三一重工和國產大飛機等，都是中國高端制造業逐漸崛起的重要信號。而這才是讓美國感到緊張的核心方面。近年來，美國對華為和三一重工所發起的“討伐”，其意義遠勝於2003年開始的人民幣匯率“戰爭”。很多美國人心知肚明，中國對美國在低端消費類產品上的出口，無關兩國戰略競爭大局，而低估的人民幣匯率實際上是中國對美國的變相福利輸出。但是，對華為和三一重工以及更早的中海油的敲打，則是實質性的“棒槌”。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德國和日本在鋼鐵、汽車、電子等關鍵產業領域，對美國產生的競爭壓力，至今讓美國心有余悸。如果不是美國在上世紀90年代成功引領了新一輪的信息技術革命，美國可能霸權不保。如今面對中國類似的產業競爭，美國一方面通過新能源革命來拉開與中國的產業地位差距，另一方面則是祭起“投資保護主義”的大旗，全面阻遏中國高端制造業的擴張步伐。

原本強大的軍備和美元是支撐美國全球霸權地位的兩根核心支柱，而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以及在東亞形成一個人民幣集團，將是對美國核心利益的巨大挑戰。美國不一定真心關心中國的匯率水平和匯率制度，但一定會對人民幣的國際化予以高度而且真心實意的“關注”。

可以肯定的是，未來美國對中國高端制造業和人民幣的崛起將會採取更加嚴厲、更加精密的阻遏措施，對此，中國需要在心理、研究和決策等多個方面做好充分准備。(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