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茉楠：強資本弱勞動格局亟待扭轉

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更加關注財富增長，但隨著經濟整體規模增長，資本回報與生產要素回報之間的失衡變得愈發嚴重。由於勞動報酬佔國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不斷下降，“強資本弱勞動”趨勢也不斷強化，這不僅使中國經濟轉型困難，也阻礙了中國社會轉型的步伐。

中國收入分配失衡的源頭不在於再分配，而是初次分配。從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總量和結構看，收入分配長期偏向於政府、企業，而居民收入增長滯后、比重偏低，這是造成收入分配失衡的最重要原因。

近年來，我國資本回報率上升迅速，而勞動力回報率增長緩慢，甚至呈現出逐步下降的趨勢。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勞動力價格計量嚴重脫離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量的勞動價值。

當前我國勞動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出現“三低現象”。“一低”在於勞動收入在GNI(國民收入)中所佔比例低。2000-2010年我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9.4%，而職工的實際工資年均僅增長13%。

“二低”在於工資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低。從居民總收入佔國民總收入的比重看，2003年為61.8%，2005年為45.3%，2009年為44.6%。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居民可支配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出現下降趨勢。在整個居民收入中，通過勞動報酬分配的比重過小。近十年來，我國宏觀經濟總量持續高增長，但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卻呈現下降趨勢。以2007年數據為例，中國勞動報酬佔GDP比重為39.74%，而同期的美國勞動報酬佔比為55.81%，英國為54.5%，瑞士為62.4%，德國為48.8%，南非為68.25%。

“三低”在於勞動要素在企業內部分配中的比重低。在發達國家，工資一般會佔企業運營成本的50%左右，而在中國不到10%。雖然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是初次分配的原則，但初次分配存在資本回報率不斷提高、勞動力回報率持續下降的趨勢。

長期以來，我國由於較為豐富且廉價的勞動力，企業以低廉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內外市場上獲得優勢，實現了較長時間的經濟持續增長，使得中國成為全球的價值窪地。這不僅形成了過分依賴增加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方式，也阻礙了勞動生產率和收入提高的步伐，導致第三產業發展緩慢，形成全社會低工資的狀況。反過來看，生產要素價格的長期低估也是現有經濟增長模式以及經濟內外失衡和產業結構低端化的症結所在，是中國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長、低效益的“庫茲尼茨增長”的內在根源。

在“強資本弱勞動”的勞動關系格局下，完全依靠市場調節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利益分配並不現實，必須通過強制性改革加以改變。未來的收入分配改革必須從根本上改變勞資關系，改變工資上漲滯后於國民收入上漲的局面，使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發生深刻性變化。

就現在的情況而言，靠低勞動力取得的高貿易順差並沒有真正獲得高收益。按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的計算，美國消費者支出的88.5%其實花在了“美國制造”上，包括佔消費支出大頭的服務費用。事實上，美國消費者支出隻有2.7%花在了中國制造的商品本身上。我國企業勞動力成本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向下競爭”已在不斷惡化我國的經濟環境，對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極為不利。

從長遠看，給勞動要素更多的回報對中國經濟轉型是有益的。未來幾年中國將要面臨對勞動力要素重估的進程，中國必須以此形成經濟轉型的倒逼機制，對那些資源浪費型、環境污染型、勞動力成本低廉型的企業形成“擠出效應”，讓那些居於產業鏈低端、沒有技術含量的企業，不得不通過增加技術和管理的投入，形成“向上競爭”的機制。讓這些企業靠提高勞動生產率來消化成本上升的壓力，真正通過產品附加價值的提升，培育中國經濟和產業競爭力。

因此，促進國民收入“均衡增長”必須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要通過“勞資談判”機制不斷彌合勞動要素回報率與資本回報率之間的巨大差距，逐步改變“強資本，弱勞動”的局面，讓社會資源更多地向勞動要素傾斜，隻有這樣未來的中國經濟才可能真正走向良性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