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九二共識”是貫穿於2012年台灣島內政治與兩岸關系發展的主線,不論是島內政治發展,還是兩岸關系發展,“九二共識”都成為核心議題,均圍繞“九二共識”展開,而且通過 “九二共識”20周年的紀念活動,進一步宣傳與鞏固了“九二共識”。可以說,2012年是弘揚與鞏固“九二共識”之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王建民6日在華廣網刊文表示,2012年是“九二共識”的宣傳之年,回顧之年,鞏固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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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共識”是貫穿於2012年台灣島內政治與兩岸關系發展的主線,不論是島內政治發展,還是兩岸關系發展,“九二共識”都成為核心議題,均圍繞“九二共識”展開,而且通過 “九二共識”20周年的紀念活動,進一步宣傳與鞏固了“九二共識”。可以說,2012年是弘揚與鞏固“九二共識”之年。
今年初,島內舉行了一場極為激烈的台灣地區領導人“大選”。這次“大選”的議題眾多,影響大選結果的因素眾多,但 “九二共識”無疑成為這次“大選”的核心議題,而且是影響“大選”結果的關鍵性因素。在選舉中,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首次公開以“九二共識”作為選舉的核心理念之一,讓自己處於有利地位,對否認“九二共識”的民進黨候選人形成很大壓力,迫使民進黨候選人被動應戰。尤其是在選舉最為激烈的關鍵時刻,台灣工商界領袖紛紛站出來力挺“九二共識”,支持“九二共識”,甚至連美國也公開表示認同“九二共識”。最終,否定“九二共識”的民進黨在選舉中敗北,堅持承認“九二共識”的馬英九獲得連任。因此,這次“大選”被認為是“九二共識”發揮了關鍵性作用,是“九二共識”的勝利。同時,這次選舉通過對“九二共識”討論辯論,以及選舉結果對“九二共識”的確認,在某種意義上是在台灣進行了一次廣泛的“九二共識”宣傳與普及活動,使得台灣民眾充分認識到“九二共識”的重要性與價值。
“大選”之后,馬當局也充分認識到“九二共識”的價值與重要性,在處理島內政爭與兩岸關系事務問題上,更加重視“九二共識”,更強調“九二共識”,更堅持“九二共識”。在中共召開十八大期間,國共兩黨領導人往來賀電,都強調堅持“九二共識”這一重要政治基礎,強調“九二共識”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所帶來的重要成果以及對未來的期待。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在發給習近平總書記的賀電中再次明確表示“台海兩岸在貴我兩黨堅持‘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共同努力,業已達成六十年來空前的和平穩定”,“期待貴我兩黨在良好的基礎上,繼續促成兩岸雙方在擴大深化交流及互設機構等重大事務上,獲致更顯著的成果”。可以說,2012年國共兩黨在互動中進一步鞏固了“九二共識”的共同認知與政治基礎。
選后,民進黨檢討選舉失敗的原因,盡管列出的原因不少,但最關鍵的還是敗在兩岸關系問題上,也就是敗在否認“九二共識”問題上。盡管民進黨仍不承認“九二共識”,仍否定“九二共識”,但卻不能不面對“九二共識”,不能不面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與重要價值,因此不得不提出諸如“台灣共識”、“九六共識”等概念來應對。尤其是以謝長廷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與開明派,提出“憲法共識”,試圖與“九二共識”接軌,通過“憲法共識”所包含的“憲法一中”找到兩者的共同之處,也是為民進黨否定“九二共識”來解套與找出路。同時,謝長廷也公開表示,雖然不承認“九二共識”,但承認1992年兩岸之間發生的這件事,承認有“九二精神”。盡管謝的主張未能獲得黨內普遍肯定,卻邁出了傾向事實接受“九二共識”精神與破解兩岸關系發展障礙的重要一步。不可否認,通過2012年大選中各界對“九二共識”的討論,“九二共識”已成為島內社會普遍共識與主流民意,未來民進黨不論是執政還是在野,都無法回避,這也是民進黨面臨的最大挑戰。台灣媒體社論公開指出,2016年台灣大選的關鍵仍在“九二共識”,道出了“九二共識”在台灣政治生活與台灣大選中的重要作用。
2012年也是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共同舉行紀念“九二共識”活動之年。11月9日,台灣海基會與台灣政治大學聯合在台北舉行“九二共識”20周年學術研討會,馬英九親自出席,並發表講話,詳細回顧了他以“陸委會副主委”身份參與“九二共識”達成的歷程,顯示了馬當局對“九二共識”的重視程度。11月26日,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海協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九二共識”20周年座談會,中台辦主任王毅發表了重要講話,進一步闡述了“九二共識”的核心、精髓、啟示與意義。大陸內地及港澳地區學術界也舉行了“九二共識”20周年學術研討會,共同探討“九二共識”問題。大陸許多媒體與網站還開展了“九二共識”專題報道活動。
可以說,2012年是“九二共識”的宣傳之年,回顧之年,鞏固之年,貫穿於島內“大選”、政爭與兩岸關系發展的始終。通過種種紀念活動與學術研討,進一步明確了“九二共識”的重要精髓與價值,進一步彰顯了“九二共識”在兩岸關系和平發展階段的不可替代性,進一步確立了“九二共識”在鞏固兩岸政治互信基礎、推進兩岸關系和平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在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中的重大戰略意義。(王建民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