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文：莫言演說的題中之義和話外之音

　　如莫言所說，諾貝爾文學獎是頒給作家而不是頒給國家的，但作為中國人我們同樣應該為之自豪，並且對這樣的世界級作家倍加珍惜。我們不應該抱著商業目的消費他，也不應該以道德的名義綁架他，而是應該創造寬鬆的環境，讓他更加自如地講故事。

　　昨天凌晨，前往瑞典斯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莫言，在瑞典學院發表了題為《講故事的人》的演講。莫言講了“文學、故事、家鄉、親人”的關系，也講了三個寓言式的小故事，以回應他獲獎之后得到的“花朵，石塊和污水”。

　　從他的演講中不難看出，在莫言構建文學王國的過程中，他的母親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莫言的母親以農婦的隱忍善良，影響和修正了成長中的兒子的世界觀。 同時她又以對知識文化的敬畏和呵護，縱容了“貧嘴”兒子講故事的嗜好，無意間推動他走上了作家之路。通過向母親“匯報演出”講故事，莫言顯示了超群的記憶力，也打開了文學想象力。母親過世之后，悲痛中的莫言寫下了他最好的作品之一《豐乳肥臀》，他把母親的親身經歷和高密東北鄉諸多母親的情感經歷寫進小說， 譜就一部深情瑰麗的母親交響曲。莫言母親之於莫言的影響再次表明，文學發端於少年人的心靈成長，連通著作家的價值體系和情感世界，凡是寄托了美好性情和誠實態度的文學，總是易於打動人心。

　　莫言筆下的“高密東北鄉”，是一個半寫實半虛擬的文學空間。他在這裡心游萬仞，揮洒性情，也在這裡描摹現實，記述世界。莫言把自己的心靈史寫進了小說，也把家人和鄉親放進了故事。出於對農民豐收卻減產現象的憤怒，他寫下了紀實文學般的《天堂蒜薹之歌》。 出於對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深刻體察，他寫下了沉郁、辛辣的《蛙》。莫言擅長以魔幻現實主義和西方小說技法來制造文學和現實的疏離感，但懂他的人都能感知到 他有一顆關注並悲憫於現實的心。莫言是一個作家，不是記者，也不是社會活動家，他選擇以小說家的方式切入現實無可厚非。如果不是他的小說呈現了當代中國的樣貌，勾連著中國人隱秘的內心世界，他不可能成為中國讀者喜愛的作家，更不可能穿越語言壁壘，征服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的心。

　　雖然莫言把演講的主體部分給了文學，但能夠引起公眾熱議的必是他后來講的三個故事。諾貝爾文學獎加身，把莫言推向了榮耀的巔峰，也給他帶來了爭議和詆毀。很多媒體熱衷於討論他獲得的獎金能在北京買一套什麼樣的房子。而不同傾向和立場的知識分子也紛紛發言：有人因為莫言的立場和姿態不合己意而冷嘲熱諷，也有人因為莫言不肯成為“斗士”而咬牙切齒。在此之前，莫言對毀譽概無直接答復，隻說“我想說的話都已寫進作品裡”。這一次，在全世界的目光裡，莫言用講故事的方式回應了一切。

　　莫言的第一個故事對應著幾十年前的中國，講的是“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更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這是對荒唐歷史的反思，同時也是對個人自由的捍衛。這是對“參差多態是幸福之源”的宣揚，也是對強拉人入伙者的堅決拒絕。莫言的第二個故事對應著當下的現實一種：有很多“勇士”在人前呼號嘶喊，反抗權威，其實他們的批評根本沒有堅實的依據，他們盤算后的抗爭之舉不過是一場虛妄。莫言的第三個故事有著更為豐富的解讀空間，破廟裡“一個和七個”的生死存亡，一方面說明世間自有公道，為惡者逃不脫終極審判，另一方面也在談論民主的歧路，多數人的暴政決策愚蠢，自食其果。通過這三個故事，莫言表明了立場：決不從眾表演，作秀式抗爭，以多數人的名義侵害個人自由。

　　如莫言所說，諾貝爾文學獎是頒給作家而不是頒給國家的，但作為中國 人我們同樣應該為之自豪，並且對這樣的世界級作家倍加珍惜。我們不應該抱著商業目的消費他，也不應該以道德的名義綁架他，而是應該創造寬鬆的環境，讓他更加自如地講故事。當然，“能力越大，責任越大”是世界通行的對強者的希冀，如果莫言願意，他可以利用自己的聲譽和影響力，更加積極地參與到社會公共議題中去，為民生疾苦和社會進步大聲疾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