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春和：信仰自由才能重構社會

當下的中國可謂眾聲喧嘩，亂象紛呈。最高政治權力還要高舉旗幟，堅持理論，繼續摸著石頭過河，堅決不走邪路，拒絕普世價值。中下層權力體系已呈結構性固化，深層腐敗，公權膨脹，肆意橫行，任你反腐風吹浪打，咬定權力不放鬆。專政機關公然參與商業攫取，共同謀取暴利，為此不惜草菅人命，助紂為虐。普通公務人員視升遷與利益佔有為人生之目標，一方面對於上位權力恨之入骨，欲早日攻卒之為快，一方面又拼命爭取代之，時刻夢想風水輪流轉，有朝一日官運到我家﹔教育界依然一統教育霸權，人為制造教育等級，分劃受教育不同等權利，制造尋租空間。高等教育視權勢為上，泯滅人性，竟有十幾所名校拜酷吏王立軍為師。中等教育，三六九等，操縱天價擇校，唯升學是圖，殘害一代英才。幼兒、小學教育滲進商業理念和官場規則，高度產業化，唯利是圖，使腐敗之毒深入肌膚﹔醫療衛生機構官民林立，各自營利，隻為利潤試比高。所有公私醫院不以救死扶傷為根本，而以金錢贏利為目的。醫療黑幕、醫藥黑幕、天價處方、責任醫療事故頻頻曝出，世人無不驚恐，隻能練氣功自救，或借拍打關節穴位防身。及之壽終在即，依然不敢告別塵寰，不是留戀罪惡世界，而是死有障礙。一則喪葬業為國有寡頭壟斷，進行最后最狠最毒之切糕，一則墓地如房地產業泡沫之膨脹，下層民眾死無葬身之地，隻能青煙直上重霄九﹔文化學術界山頭旌旗飄飄，大師凜凜，都想佔山為王，一統天下。名利之心，空前絕后，千古奇觀。官派文人佔盡國家資源，享有學術權力，打壓民間思潮，稱霸文化陣地，坐收官權之利。司馬、孔慶、於丹之流鼓蕩如簧之舌，顛倒黑白，愚弄讀者，混淆是非。成批偽文人、偽學者鑽佔天時、地利，隻為名利雙收，不問蒼生疾苦。塑化劑、三聚氫氨無害論，上訪者皆精神病論均出自官方學者之口，如此學術成果，獨步天下，世人驚駭，嘆為觀止﹔商業界及其民間社會自然不甘示弱，欲與官、學試比邪。你有巧取豪奪，我有商品注水。你有貪腐敲詐，我有三聚氫氨。你有手術刀，我有蘇丹紅。你有激情殺人論，我有福爾馬林。你有假唱，我有人工雞蛋。你有大檐帽，我有假酒燒你的胃。你有紅袖標，我有假煙熏你的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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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反映王朝末年常見的影視劇景象，也是從小被教育的國民黨時期的狀況，或者說是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不治之症。然而這一切並未在歷史和今天的他處，這一切就在我們的身邊，這不是我們天天奚落的朝鮮，也不是我們小看的非洲，這一切就在中國。我們每一個人都參與了這段正在發生的歷史，我們都是歷史的罪人，因為我們還未能改變這一切，還正在把它傳承給未來的人們，還要讓下一代人繼承前輩的罪惡。

中國歷史以來雖然經歷了諸多災難，雖然王朝頻頻更迭易手，皇權專制也曾踐踏人民，但整個社會從未像今天這樣出現高度分裂，也從未出現今天這樣的精神危機和信仰真空。過去的歷史中，雖然上層有權力斗爭，但在社會階層始終守護著基本的道德底線，傳統家族體系和鄉紳發揮著自我淨化作用。那個時候的司法還以追求公正為目的，醫生還以救死扶傷為天職，學校還以教書育人為根本，商人還以誠信為榮，人民還以欺詐為恥。那個時候，武人還以奉獻生命為榮耀，文人還以天下蒼生為己任。但是，今天的中國不僅已經失去了各種職業倫理底線、公正正義、道德良知，甚至連生命都已給利益讓路。最具風景的是，人們一邊痛恨官員的腐敗，每有高官落馬，哄客一片歡呼，權勢風流之事，盡成茶余飯后談資。同時，又拼命追捧官員，賄結權貴。即使底層民眾也最樂談論官員的升降排序，普通的同學聚會也以官階大小定分次序，其中的飛黃騰達手握重權者會受到熱捧、追逐。人們一方面自由和權利受到嚴重侵害，一方面又對身邊的受害者保持冷漠。偶有揮刀奮起者，眾人不是充當看客，過過消遣之癮，就是鼓動他人革命，而自己則明哲保身，護好羽毛。在正常言論被堵塞的公共空間，微博成為人們表達意見、發泄憤怒的平台，但是隨著道德和信仰的缺失，這一民間社會的草根平台迅速演變成名人表演的名利場，連虛擬的名譽資源也開始造假。隻要看看那些對娛樂化、暴力化、情緒化內容的熱轉，就可看出人性的脆弱，其中已經映出這個時代的人間百態。這就是今天的中國，是我們生活的時代，這個時代不但在我們腳下，還在我們的手中。

狄更斯說：“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有著各樣事物，人們面前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

造成中國社會如此殘酷的深度分裂顯然是各階層之間失去了基本信任的結果，人與人之間，人與群體之間，社會與政府之間的分裂已造成了一觸即發的對立。這種現狀，每一個尚存良知的人都會深為憂慮，也會為中國的危機化解尋求可行通道。針對這種情況不能寄希望於暴力革命，今天的一切恰恰是暴力革命造成的惡果，今天社會的分裂是在為昨天的革命承擔代價。革命總是以消滅現存的專制為號召，然后形成新的更加殘暴的專制。暴力革命會走入異化，最后吃掉自己的兒女﹔也不能寄希望於恢復左的道路，那種左派旗幟下掩藏著更多的邪惡，雖然他們總是以平等的誘惑來激起民眾的幻想。這種蔑視自由，隻倡導平等的路徑是一種專制的復辟。正如托克維爾所說的，現代性中蘊含的平等價值和自由價值之間存在著尖銳的沖突，平等不但與自由缺乏親和力，而且在一定條件下與專制具有一種相互增強的功能。因此，把化解精神危機，彌合社會分裂的希望寄托在國家操縱下的平等的想法，實際上是在繼續喂養權力，不但不能拯救危機，還會加速社會的崩潰。目前唯利益至上的拜金主義狂潮和腐敗墮落不是市場經濟本身所致，而恰是市場經濟未能在正常的法制框架下進行的結果。威權政治下的權力自利化必然造成利益壟斷的貧富兩極，其不可阻止的權力腐敗也必然帶動整個社會的深層腐敗。今天的社會性腐敗並不僅僅是源於人性之惡，而是權力腐敗、權力壟斷造成的帶動效應，所以，任何寄希望於權力調整社會公平的想法都是十分幼稚的。並且，權力的腐敗並不是社會危機的唯一根源，根源在於權力對精神信仰的壟斷，以此造成了整個社會信仰的缺失。一個失去基本信仰的社會必然是一個分裂的社會，也是一個法律所無法效用的社會。沒有信仰的社會，法律同樣不被信仰。沒有法律信仰的社會，必然沒有道德的生存基礎。

由於暴力革命的需要，徹底搗毀了傳統信仰。不僅儒家道義不能約束革命政權的為所欲為，即使是鬼神也被趕出了中國人的精神領域。唯物意識形態成為人間個人權力專斷的精神基礎。如果沒有這種意識形態，個人權力的專制是極其困難的，起碼個人的權力還會被更高的信仰所震懾。正是更高維度的信仰對世俗權力的約束作用，世俗的獨裁權力首先要打碎這種超驗的信仰。我不信鬼神，整個社會也不允許信。全體國民必須統一在一種唯物信仰之下，並以專斷的權力造成信仰的高度統一。為了實行政權專制，就必然實行信仰的統一。為了信仰的統一，就必須搗毀傳統的文化底座和精神鏈條，一切必須統一在革命思維中的唯物意識形態和烏托邦信仰之中。任何極權主義的產生都不會以信仰的多元化為基礎，因為信仰自由本身就限制了極權主義的產生。信仰自由意味著精神獨裁的破產，也意味著權力專制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也就是如果一個社會有較多的信仰自由，專制政府就會被迫放棄一些領域的權力壟斷，不得不把一些領域交給社會。當歷史進入后威權時代，“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辯証觀與唯物論隻剩下形式主義與教條主義的渣滓，並且不過是用以鞏固權力，維護暴虐並侵害人類的良知”。（吉拉斯）中國社會信仰淪喪主要有兩個時期，也就是前30年，唯物意識形態信仰的專制搗毀了傳統信仰，傳統的社會結構不復存在。后30年，新的信仰由於自身不能提供真理也已倒塌，隻剩下殘留的形式特征。市場化的條件下，雖然已經放鬆了信仰的高度專制，但權力自利和官僚集團的膨脹已經把正統信仰的合法化徹底埋葬。在一個沒有了信仰的社會，官僚集團隻能赤裸裸地攫取利益，壓制社會階層，打壓異義人士成為其維護權力的主要手段。沒有信仰的時代，正義已不再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制度的設立目的就要維護政治權力的長久和穩定，維穩已經成為后威權國家的主要行政方式。

一個健全的社會除了合理的政治架構、完善的法律體系之外，必須有自由的信仰。沒有信仰的社會，社會的靈魂會徹底抽空。沒有自由信仰的社會，社會結構也就沒有抵抗暴政的能力，社會在暴政面前一觸即潰。專制統一之下的信仰也不是真正的信仰，只是政治意識形態的強制，這種強制在短期內似乎有效，但很快會由於思想的禁錮與政治暴力結合引起反抗。信仰是自由的產物，它與暴力和強制勢不兩立。強制統一的信仰還意味著對人類自由與尊嚴的侵犯和踐踏，信仰來自天賦權利。信仰是人的基本要求，信仰的自由是無可阻止的，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人為了捍衛信仰可以犧牲生命。人沒有信仰也能活著，但抽空了精神和思想內核的生命已經與行尸走肉無異，隻會淪落到動物的生理層面。因此，許多人寧願選擇結束生命，也不願放棄信仰。如果沒有信仰自由，人的思想會遭到扼殺，人的精神會受到專制意識形態的鉗制。信仰自由不僅是天賦權利，還會使人的思想獨立和多元，隻有信仰自由才能使人的意義完整。獨立的思想來自自由的信仰，獨立的思想本身就是對政治意識形態的制衡，也是對政治權力的監督。顯然一些統治者認識到信仰對於社會構建的作用，但同樣也認識到信仰自由會擊穿專制思想的軟肋，因此會千方百計禁止信仰自由。但是，現代政治文明會首先要求信仰自由，以此涵養一個社會的道德基礎。信仰本身在超驗維度，並不沖突現行法律，信仰隻充當精神的律法。因此，一個人無論有什麼樣的信仰，都應該受到世俗法律的保護。正如卡斯特利奧所說的，尋求真理並說出自己的信仰是真理，永遠無罪。如果輕易把人們的一種信仰定性為邪教，就意味著要對人們的精神空間進行恐懼行動，或者對思想實行專政。但是，用專制的方式取締多元信仰不僅是無效的，還會引起社會的更大分裂。沒有信仰自由的寬容空間，社會的內在肌理就無法成長，社會也就無法承擔政治危機的減震作用。信仰是人們對終極價值的追求，並不是在現實法律中的世俗對抗，信仰來自人的理性認知和精神取向。追求信仰自由是人的天性，隻有信仰自由才會給短暫的人生提供意義和溫暖。對於每個人自由選擇的具體信仰來說，信仰等同於生命，容不得任何侵犯和扼殺。自由信仰的人生同樣意味著自己甘願對真理、道德的服從，也意味著履行信仰中的人生義務和責任。

30多年來，由於中央權力放鬆了對社會的統一管制，社會已有復蘇之象，新階層的成長正在告別原子化的個人時代。對於社會重構已經形成朝野共識，沒有豐厚的社會階層，就不可能有理想的公民社會，也不會構建現代政治文明。如何在社會的重構過程中克服精神的深度危機，不僅事關人們的倫理道德恢復，還關系到共同體的整體統一。在目前整個社會加重分裂的時刻，化解政權危機的方法既不是統一思想，更不是高壓維穩，而是善意尋求社會重構的基本路徑。第一要實行信仰自由。這是一個社會的精神核心，也是所有自由的基礎。信仰自由正如羅爾斯說的那樣，隻能為了自由本身的緣故而被限制，否則不得以任何形式進行阻止。信仰自由會為倫理的恢復，道德的重建提供精神沃土，這種終極意義的追求會有效克服人的原罪，有利於制度的理性改良。信仰自由不僅有施塔爾說的內涵豐富的自由，還是黑格爾所說的具體的自由。信仰自由並不只是抽象的權利。第二要重構政治倫理。在信仰自由的基礎上，必須重構政治倫理，才能有效於社會核心價值的確立。現代政治倫理必須把保証私權、限制公民作為倫理底線，必須視生命與自由為首要價值，就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在現代民主社會，正如亞士斯多德所說，民主制的精神是自由，因此，基本的政治倫理不能逼使他人自由，更不能逼使他人確立信仰。這就要求政治權力必須從人的精神思想領域撤走。第三要培育公民社會，重塑核心價值。公民意味著享有自由和權利，也意味著對於政治制度的參與，其核心價值應是生命和自由，民主與法制僅是其手段。在信仰自由的社會空間，公民社會才能進一步健康發育，公民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多元思想的自由生態。每個人的自由選擇意味著對於公權力的制約，同時也意味著每個人參與公共空間理性建設的善意。這種核心價值從烏托邦的虛幻中掙脫出來之后，必將溫暖人心，照亮人性，使人在終極信仰的映照下克服人性的弱點，從而承擔社會的公共責任。這種核心價值的重塑主要依靠公民的信仰自由進行選擇，政治權力隻能順應民意，不得干預，才能重新構建新的社會秩序和道德秩序，因此，必須把信仰自由的權利交給每一個公民。

（注：本文轉載自“左春和--博客中國”，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