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厲以寧說:我相信,中國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快速增長,2011年人均GDP達到5431.8美元,已經躋身於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然而近年來,經濟發展過程中積累的多重矛盾也日益凸顯,加之中國GDP增速連續9個季度下滑,再次引發了對中國是否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
與很多人對中國經濟的擔憂不同,著名經濟學家、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厲以寧近期公開表示,並不認同中國要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觀點,並提到新的改革紅利正在替代舊的紅利,指出中國未來發展的主要方向是實體經濟的回歸與轉型,擴大內需最重要的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任何階段都有“陷阱”
經濟觀察報:近期您對中國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說法進行了批駁、糾正,並提到“新人口紅利”、“新資源紅利”和“新改革紅利”正在替代舊的“紅利”,這與一些悲觀論調明顯不同,為什麼您對中國經濟如此樂觀?在談到改革紅利時,為什麼要重點強調“頂層設計”?
厲以寧:“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銀行[微博]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提出的一個概念,指當一個國家人均收入達到4000美元以后,遇到的問題、困難將會越來越多,經濟就容易進入到“瓶頸”狀態,導致長期出現經濟增長停滯、國民收入徘徊的一種狀態,於是就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像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就是典型的例子。
“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是有借鑒意義的,但這不是規律,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任何收入階段都會有陷阱。中等收入水平的上限是12000美元,現在有很多國家人均收入長期處於1000美元以下,而有一些南歐的國家老早人均收入就過了12000美元,同樣發生經濟停滯,像希臘,曾經被世界銀行作為一個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表揚對象,人均GDP達到26000美元了,可是現在不是又落入“高收入陷阱”了嗎?日本前些年人均收入就達到40000美元了,但近幾年經濟一直是停滯不前,所以說,不要隻看到中等收入水平才有陷阱,人均收入超過了12000美元仍然會有陷阱。在任何國家,任何收入階段,隻要不創新,不改革,都會遭遇新的陷阱。
中國現在是發展中國家、是中等收入水平的國家,需要對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做好正確的、充分的准備。我經常聽到這樣的說法,中國發展到現在,各種紅利已經基本都用完了。人口紅利,廉價勞動力沒有了﹔資源紅利,土地越來越少了﹔改革紅利,原有的改革措施,改革作用也已經基本發揮完了,由此就產生了一種悲觀的情緒,甚至有企業認為留在中國有沒有前途,開始向其他國家轉移,我認為,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原來的優勢沒有了,就需要創造新的優勢。
中國正在創造新的發展優勢。以人口來說,很多國家經濟發展都要經歷享受人口紅利這個階段,現在中國廉價勞動力時代結束了,技工時代是中國下一步要走的路子,加大人力資源投資,加大職業技術教育,培養大批應用人才和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專業知識技能的勞動者,這樣的話就能形成一個技工時代。等到東南亞國家進入技工時代,我們就要向高級技工時代過渡﹔東南亞國家向高級技工過渡,我們就得向專業人才過渡。要發展新人口紅利關鍵是在於創造。
新的資源紅利從哪裡來?關鍵是要加大科學技術的創造。像發展海水淡化產業,對緩解沿海缺水地區水資源短缺狀況,促進中西部地區苦咸水、微咸水淡化利用,保障水資源持續利用都具有重要意義﹔像鄂爾多斯(8.79,0.19,2.21%)市多年來進行沙漠改造,發展綠色支柱產業﹔內蒙地區改良草種,培育蛋白質含量高,適合當地種植的優良草種,這些都是利用科技創造新的資源優勢。
再就是新的改革紅利。應該講,在一定時期之內,原有的改革措施,改革紅利作用已經基本發揮完了,而新的改革措施是需要頂層設計的。所謂頂層設計主要是統籌安排,在統籌安排之下才能站得高,看得遠。就以集體林權改革來說,2008年6月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就公布了集體林權改革的決定,實現了三個突破:第一,過去的農業承包制是30年不變,這次集體林權改革是70年不變,於是農民可以放心種樹,積極性提高了﹔第二,林地可以抵押,可以轉讓,整個集體林區經濟就變活了,林下經濟發展起來了﹔第三,林權承包到戶,每戶都有林權証,這樣一來,整個的集體林權改革就活躍起來了。
需要說明的是,像集體林權這樣的改革隻有中央才能做出這樣的抉擇,是需要通盤考慮的,所以今后需要更多的頂層設計,需要綜合配套改革,才能取得較大的改革成果。
經濟觀察報:按照您的分析,未來10年乃至更長的時間內,中國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厲以寧:從今后十年來看,我們不要被什麼人口紅利用完了、資源紅利用完了、改革紅利用完了等等限制發展,也不要被“中等收入陷阱”的說法限制,而是要明白中國經濟重要的發展優勢是靠我們創造的,要堅持制度調整和技術突破兩者並重。僅有技術突破沒有制度環境是不行的,光有制度環境的改良沒有技術突破也是不行的,牢記這點就行了。
經濟結構分析更重要
經濟觀察報:您經常強調GDP結構問題,強調對經濟結構分析比總量分析更重要,這其中有什麼特殊含義?
厲以寧:現在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躍升至世界第二,這當然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也有不足,以GDP來說,如果僅從總量分析,中國的GDP超過了日本,但從GDP結構分析,就會發現中國GDP結構比不上日本。日本高新技術在GDP中的比重比中國大,日本很多工業品的技術含量比中國高。在過去20年中,日本的東京、大阪等在城市建設方面變化不大,但居民基本的家庭設備變化卻很大。所以我們不能滿足於GDP總量分析,下一步要更加注重結構分析,而且,經濟結構優化要實實在在地干。
經濟觀察報:您很關注“三農”問題,比如關注農村的教育問題、種地問題、各種農業補貼問題,但認為這些年國家採取的一系列惠農政策並沒有抓住要害,在您看來,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在哪裡?
厲以寧:剛才談到中國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要仔細分析的話,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實際上是面對的是三個“陷阱”,即發展制度陷阱、社會危機陷阱、技術陷阱,而其中發展制度、社會危機兩方面存在的陷阱,主要的矛盾是城鄉收入差距問題、城鄉矛盾加劇問題。
就中國現狀而言,擴大內需主要是擴大民間消費,提高農民收入。多年來,國家採取了一系列惠農政策,比如說對農村實施的農機補貼、家電下鄉補貼,以及糧食最低收購價每年都上調等等,但是還沒有抓住“三農”問題的要害。中國要擴大內需,最要緊的就是給農民以產權,包括承包土地的使用權証、宅基地的使用權証、農民的房產証。
我這兩年帶政協經濟委員會調查組在幾個地方考察農民住房問題,農民意見很大。他們說,城裡的土地是國有的,祖傳的房子有房產証,新購買的房子有房產証,可是農村的房子沒有房產証,所以農民想不通。沒有房產証,房子不能抵押,不能轉讓,連出租都困難,這就有了差距,這會擴大社會貧富差距。
我們在調查中還發現,農村的學校培養上大學的比例越來越小,上高中的比例也在下降,再加上農村凡是有本事,有手藝的,城裡有親戚朋友關系的都進城了,留在農村的是老弱病殘,土地利用率越來越低,土地資源被嚴重浪費。所以必須盡快推動農村土地確權和在此基礎上的土地流轉,解決農地浪費問題,當前最要緊的就是給農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權証、宅基地的使用權証和房產証。
重點發展民營經濟
經濟觀察報:您在談到中國經濟運行問題時,還強調要著重發展民營經濟,尤其是小微企業,但現在民營企業在國內發展還會受到諸多政策限制,對此有哪些意見和建議?
厲以寧:未來中國面臨的就業問題十分嚴峻,而最好的解決辦法是發展民營經濟,尤其是小微企業。中國新增勞動力就業的75%是靠民營經濟吸收的,現在全國有3000萬個個體工商戶,有1000萬個中小企業,如果政策放寬一點,比如減免稅費,融資手段簡單一點,他們就感到生意好做,就會找親戚的孩子、鄰居的孩子做幫手。每家個體戶增加兩個幫手,全國3000萬個個體工商戶就能增加6000萬個就業崗位。
除此之外,還要大力扶持微型企業,現在我們的企業劃分是大中小微,可是以前長期沒有微型企業這個概念。小微企業應當得到更多優惠,比如稅費能得到減免﹔要融資,政府提供擔保﹔困難時候,政府給你補助﹔培訓職工,政府出錢﹔注冊登記、銀行開戶,可以簡化手續。在重慶等地已經掀起了小微企業創業熱,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了扶持政策,鼓勵發展小微企業。
在政策的扶持下,大學畢業生、農民工、下崗工人、復員軍人、庫區的移民等等,這些人都會創辦和參與經營小微企業,這對整個經濟發展是十分有利的。
(來源: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