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敏：向社會放權，讓公益組織壯大

　　“仁愛”本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但社會轉型期的中國，許多好的道德傳統遭遇信任危機的挑戰，而現代社會公益慈善的理念又處於啟蒙階段。最近兒慈會風波再次說明，中國公益慈善事業走向規范、開放的正軌已刻不容緩。

　　郭美美事件發生以后，似乎公眾對公益已經沒有信任感了。但在我看來，這恰恰是中國公益事業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發展契機。公益慈善的健康發展，既不能寄希望於道德層面的感召，也不能由政府一家包辦，而應建立一套允許社會參與的開放機制。

　　長期以來，我國大部分慈善機構更像官辦組織，缺少透明度，運作起來和政府機構、事業單位沒有多大區別。盡管這些公辦的基金會也發揮了很大作用，但在這樣的體制下容易缺乏創新，以及草根的、艱苦的、細致的必要工作。

　　公益事業需要進行深刻的改革，讓更多民間機構參與進來，在運作上更開放、更透明、更創新。政府應更多地從直接操作公益事業中解脫出來，從公辦公益機構中逐漸退出來。政府制定政策，通過服務外包，實際操作則由民間公益機構進行，還原公益慈善其本來面目。這樣我國的公益社會才能發展的更健康、更大、更強。

　　從目前的很多政策來看，我們看到了公益事業向好的趨勢發展。最近國家領導人提出社會管理創新的概念。不僅企業需要管理，社會也需要管理，也需要有不同的組織、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模式來做，一些老舊的思維也應該拋棄。比如，現在很多人認為，做公益就應該像苦行僧那樣，其實這是一種錯誤的想法。在國際上，做公益本身是一個體面的職業。福特基金會的雇員跟國際組織的雇員收入水平是差不多的，否則就找不到專業人員，做不出專業的事。公益本身就是一個事業，是一個正常的工作，一個能夠拿到體面收入的工作。像發達國家，有10%的就業是在公益領域。

　　此外，不僅是慈善事業，要進行社會的創新，要進行民生工程建設，包括慈善在內的社會組織是不可或缺的。

　　我們以前搞的是“大政府”，政府無所不包，無所不管，但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政府發現有些事自己不該管，也管不了，於是便逐步放權。放權經濟領域，就產生了民營經濟。放權社會領域，就產生了社會組織。因而，社會組織的發展其實是社會改革的必然。

　　近幾年來，政府開始在社會管理方面逐漸放權，社會組織加快了發展。比如在汶川地震后的救援中，各類社會組織積極開展各種社會工作，公眾也發現有些事無須等政府來做，完全可以自己先動手。但由於之前社會組織社會化程度低，總體而言，我國社會組織還處於一個初級階段，遠遠落后於經濟領域的發展。

　　政府可以在一些社會福利上，率先將服務外包給社會組織。但社會組織是非營利性組織，政府購買其服務是否意味著社會組織可以商業化運作？其實非營利性和商業化運作並不矛盾，社會組織可以用企業的方式來做公益。但必須明白社會組織商業化運作的收益不是為了給股東分紅，也不能給股東分紅，而是為了擴大公益事業。

　　現代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是自主性。社會組織的發育程度即是自主性的重要標杆。換句話說，社會組織發育得越成熟，這個社會的自主性也就越高。(作者是國務院參事、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