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走筆：以發展促進健康公平

　　新年伊始，實施僅一年多的“肥胖稅”在丹麥被叫停。“肥胖稅”的初衷是通過對高脂肪食品征稅，用稅收杠杆引導民眾更健康地生活。然而，政府的善意遭到廠家、銷售商和消費者的激烈反對，甚至被諷為“保姆式國家的最惡劣表現形式”。

　　肥胖易致病是常識。肥胖和吸煙、缺乏運動、過量酒精攝入、不健康飲食等已被証實是導致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簡稱“慢病”）的主要因素。而慢病已經取代戰爭、瘟疫、自然災害等成為“世界頭號殺手”。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顯示，全世界約63%的人口死於慢病，發展中國家慢病死亡率約80%，威脅全球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步伐。

　　慢病極大地消耗著各國有限的公共衛生資源，成為有些國家財政困窘的因素之一。一些國家政府相繼出台防治慢病措施，效果褒貶不一。拿控煙和控制肥胖來說，禁止青少年吸煙、規定校園午餐熱量、限制自動販賣機安置、增加課外活動等措施，基本沒有反對聲，畢竟青少年屬於受保護群體。限制吸煙場所、建立無煙的公共場所和室內環境也被人們所接受。為什麼民眾難以接受香煙稅和肥胖稅，以至其他強制的戒煙和減肥措施呢？

　　究其原因，還是與植根在西方人內心深處的自由原則有關，即隻要一個人的行為不對他人自由造成限制，政府就無權干涉。因此控煙實踐的不對稱性非常顯著：控制二手煙的措施在種類和力度方面不斷加強﹔但針對煙民自身的控煙措施卻步履維艱。控制肥胖也一樣，由於超重不會對他人造成危害，而且是否過量飲食，是否應增加運動，屬於個人私生活，政府無權干涉。近日，紐約市出台的禁止銷售超大裝的碳酸飲料規定、英國地方立法草案將政府福利與遵循醫師指示完成規定的運動量挂鉤等措施，都遭到和“肥胖稅”一樣的強烈反對。

　　預防慢病的關鍵是養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而個體的生活方式並不完全是個體的自主選擇，而是深深打著群體的烙印。世界衛生組織提出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理論，強調經濟發展不平衡等社會因素對於健康的重大影響。例如，在發達國家，吸煙者顯著地集中在社會中下層﹔世界范圍內，主要的吸煙人群集中在中低收入國家。肥胖也呈現出類似的分布。同樣的，艾滋病被認為既是健康問題也是社會問題。在英國的格拉斯哥，窮人區和富人區居民的平均壽命相差整整27歲。

　　“肥胖稅”被叫停說明，防治慢病政府不能簡單地把板子打到民眾身上，而應該關注影響群體健康的各種結構性因素，從源頭著手，讓發展的成果惠及社會中下層，通過發展的平衡促進“健康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