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中國實現區域均衡發展難在哪

　　不均衡發展是經濟常態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採取了沿海地區優先發展的經濟發展戰略，但自上世紀90年代之后，為了縮小地區間的不平衡，開始大力實施均衡發展戰略，如在1999年提出並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戰略，在2003年開始實施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發展戰略，2006年又提出了“中部崛起”的計劃，這些促進區域發展舉措事實上已經涵蓋了除東部沿海地區之外的所有地區。可見，局部性的區域鼓勵扶持政策幾乎變成了“普惠制”，據不完全統計，僅2008年以來國務院就批准了20個以上的區域振興規劃。

　　均衡發展是包括決策者在內的大部分人的共同願望，但中西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逐年上升並沒有帶來相應的經濟繁榮。如從2001年到2010年，西部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在全國的佔比已經從16.37%提高到了19.58%，中部從14.86%提高到17.14%，東部地區從54.9%降至51.9%。但從GDP佔比看，1993-2010年，東部地區的GDP佔比從49.53%上升至53.1%，中西部地區不升反降，而且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的投資高增長也沒能帶來居民收入的大幅度提升。從絕對額看，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差距仍在擴大。拿居民儲蓄這個比較真實的數據變化為例，從2005年底到2010年底，東北的居民儲蓄余額隻增加了0.77倍，雖然西部和中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差不多，均增長了1倍左右，但絕對差距卻從原先的三地區儲蓄余額合計低於東部1.6萬億，擴大到了2.8萬億元。

　　這種現象的發生，是可以用規模經濟和集聚效應來解釋的。從全球來看，世界一半的GDP是由佔世界土地面積1.5%的地方創造出來的，而這麼小的經濟板塊卻居住著全球1/6的人口。同樣，中國東部也隻有國土面積的1/5，卻創造了一半以上的GDP。規模經濟的特性就是集聚。根據世行的研究，經濟密度增加1倍，生產率提高6%，而與中心城市的距離增加一倍，利潤就降低6%。但中國當今的問題是城市建設面積的擴大規模超過人口集聚規模，如過去10年城市人口增長0.5倍，而城市建成區面積增加了接近1倍。其實，大城市的集聚效應是最明顯的，如紐約的地方生產總值超過美國所有的州，人均GDP也名列世界第二，大巴黎區創造的GDP佔法國的30%，東京和首爾的集聚效應則更大。我國小小的深圳某些年份的出口額也曾超過整個印度。從歷史上看，世界經濟的增長就是靠局部來推動的，不均衡發展才是經濟發展的常態。

　　中國地區不均衡仍會持續

　　以上數據和事例已經告訴我們，發展中西部地區可能導致規模不經濟。事實上，中國中西部地區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城市存在規模過小的問題，規模過小導致產出率的下降。雖然目前中西部的交通已經不斷發展，但經濟學上的距離卻不等同於地理學上的距離，或僅以傳送速度來衡量的距離，它應該是衡量商品、服務、勞動力、資本、信息和觀念穿越空間的難易程度。故中西部地區僅僅通過修建高速公路來吸引產業資本是遠遠不夠的。

　　均衡發展戰略帶來的另一結果，是投資效率低下造成地方政府債務纏身，如中西部地區70%的機場是虧損的，這些投資失敗已經體現在中西部地方政府的負債率和當地銀行的不良資產率均出現上升等方面，降低了它們在未來承接產業轉移的能力。據官方數據，中西部地區的地方債余額要超過東部地區，但合計財政收入卻遠低於東部地區，這意味著中西部地區的償債能力不足。

　　2000年以來，西部地區的投入產出比進一步下降，從1個單位固定資產投資所創造的GDP2.99下降至2010年的1.57，東北地區則2010年降為1.22。而2010年GDP相對於固定資產投資的投入產出比超過2的分別是北京、上海、浙江、廣東———無一例外都是東部沿海省市，其中上海以3.36的高產出遙遙領先。如果單純從各個省份GDP的增長率排序看，內蒙古、寧夏、青海、新疆等地確實是比較領先的，但內蒙古主要靠礦產資源的開發來拉動經濟增長，難以帶動周邊經濟發展。而且，從投入產出比來看，這些省份幾乎都排在末位，如內蒙古2010年固定資產投資額與GDP之比幾乎隻有1：1.31。鄂爾多斯曾多次被評為中國城市競爭力最強的城市之一，如今卻成為經濟重災區，可見靠資源漲價和土地財政推動的城市化，根基非常脆弱。

　　中國經濟發展在地區間的不均衡性將會維持下去，隻有這樣，生產要素才能獲得最佳配置。以勞動力要素為例，據官方數據，在中國外出農民工來源構成中，中部和西部地區外出農民工比重超過70%﹔按輸入地分，東部地區吸納外出農民工佔外出農民工總數的66.7%，中部地區佔14.7%，西部地區佔18.2%。可見人力資本是在市場力量主導下從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地區，而投資卻是在行政干預主導下，由東部流向中西部。假如中西部的一些落后地區人口大量減少，則這些地區人均資源擁有量就大大增加、收入水平可以相應上升。

　　區域發展也要重視市場

　　據世界銀行統計，2005年中國百萬城市人口的佔比和大城市化率非常低，城市人口隻有47%居住在1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而全球平均水平為73%。可以說，中國的大城市化率不僅低於印度、印尼等人口大國，更是遠低於日本、韓國等與中國文化相近的東亞國家。如今，中國大城市化率雖有提升，但依然低於全球平均水平。對於人多耕地少的國家，大城市化或發展城市集群是最佳選擇。但中國的區域規劃大部分都是地方行政區劃管理下的結果，這就導致了過去10年城市面積擴大程度幾乎是城市人口增加速度的一倍，造成區域間產業同構化，資源極大浪費。因此，今后應該要更多地依賴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去行政化，實現人口流向與投資流向的一致性。

　　對於一個區域，是否要讓它崛起，政府的引導和激勵作用不容忽視，但也需要做客觀評估，真正決定區域經濟發展、壯大和最終鶴立雞群的，還是市場選擇。比如溫州並沒有享受到太多的扶持政策，卻成為全國民間金融中心，決定著民間市場利率，每天的飛機進出航班次甚至超過某些省會城市，這都說明市場需求、私人資本謀利的本能，要比政府戰略規劃更有力量。(作者是海通証券首席經濟學家，上海市人大常委、人大財經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