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燁：鄉土文學向何處去？

　舊有的鄉土文學寫作開始走向終結

鄉土題材，一向是當代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創作的主脈。但在2012年度的長篇小說創作中，要想找到傳統意義上的鄉土題材作品，已經不很容易了。這裡的“傳統意義”，是指那種以鄉土社會為舞台，以鄉土人物為主角的相對純粹的鄉土題材作品。與鄉土生活有關的長篇小說寫作，更多地體現於城鄉交叉地帶的城鎮生活的描寫，以及那些帶有田野調查意味的紀實類作品。這種明顯可見的變化，也許帶有某種標志性意義，即舊有的鄉土文學寫作，開始走向終結，而新型的鄉土文學寫作，由此正式開啟。鄉土文學的時代轉型，由此拉開了它的新的帷幕。

城鄉交叉地帶所以形成新的寫作重心，與社會生活近年來的巨大變異密切相關。從新時期到新世紀以來，舊有的鄉村在現代性的強力主導之下，以城鎮化、產業化、空巢化等多種方式，從生存方式、生活形態，到生產方式、人員結構等，都發生了劇烈又重大的變化。而且，這種變化方興未艾，始終變動不居。這種持續的新變，使得大部分的鄉村走向了城鎮化，而新的城鎮又與鄉村脫不開干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雜狀態。鄉土文明的整體性已不復存在，變動中的城鄉現實又充滿不確定性，這些都給作家們認識和把握新變中的鄉土現實帶來極大的難度。

小說新作體現鄉土向城鄉位移

2012年，一些以鄉土題材寫作見長的著名作家，如劉震雲、李佩甫、賈平凹等，均以表現城鄉交叉地帶的小說新作，體現出了創作視點的拓展與位移，他們更為關注和在意的，是不斷變動的基層社會，或變亦不變的城鄉生活。走出傳統的鄉土題材范疇，立足於新的生活基點，他們在精彩依然的作品中，體現著他們的個人的創作進取，也折射著文學走向的某些脈動。

劉震雲的《我不是潘金蓮》，由李雪蓮的家事如何由小變大，由少成多，又如何由私人事件成為公共事件，婚變事件成為政治事件的描寫，真實而坦誠地揭示出了當下城鄉社會普通平民的基本生態，那就是從村、鎮、縣，到公、檢、法，各個領域都有自己固有的規則，潛在的利益。而這種自成系統的規則與利益總合起來，就構成了一個看似冠冕堂皇，實則不辦實事的公共秩序。對於如李雪蓮這樣有冤屈又愛較勁的婦人來說，這一秩序不僅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反而會使問題越積越多。可以說，李雪蓮20多年來一直告狀又沒有結果的遭際，既是她個人命運的一個悲劇，也是以雞蛋碰石頭的方式，對基層社會平民生態的一個測試。測試的結果是：基層職能部門看起來井然有序，實際上卻少有為民做主的積極作為，作者在李雪蓮“我不是潘金蓮”的自我辯白裡，發出的其實是一聲無奈又憤懣的呼喊，它引發人們對於普通人生存境況的警醒與省思，應該是多層次，多方面的。

李佩甫的《生命冊》，立足於中原文化的腹地書寫主人公“我”如何從鄉村走向城市，無論如何行走，走得多遠，都難以脫開鄉土的血緣與牽連。從鄉村到省城，從省城到北京，再從北京到上海，“我”輾轉著一路走來，身份也從大學老師轉變為“北漂”槍手、股票市場上的操盤手，以及一家上市公司的負責人。但生“我”養“我”的無梁村，始終“我”有著粘皮帶骨的種種勾連。在時代與土地的變遷過程中，似乎每個人都難以實現自己微薄的意願，甚至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在這些人物的命運故事裡，我們可以看到城鄉之間紛紛擾擾的世間萬象，更可以見出傳統的鄉土文明既給人以某些現實羈絆，又給人以某種精神反哺的雙刃劍性。

賈平凹的《帶燈》，把視點移到了鎮政府這樣一個基礎機構，由一個名叫“帶燈”的青年女干部接待上訪人員的種種遭遇與感受，反映了當下鄉間社會老的問題與新的問題相互糾結而來，從而給人們在基本生存和精神狀態上帶來的種種困厄與難題，這些問題說不上怎麼重大，婆婆媽媽，但又實實在在，既讓當事者無可奈何，又讓鎮干部難以決斷。成堆的問題，就如書中的帶燈所說，它像陳年的蜘蛛網，“動哪兒都落灰塵”。正是在面臨事情的源源不斷和問題的接踵而來，最沒權力的帶燈不厭其煩地盡力接待和勉力解決上，作者又寫出了普通鄉鎮干部的善良與認真。作品看似是寫一個鄉鎮干部的故事，但背后卻有對整個社會生活的思考，那就是以深厚的人道主義情懷，呼吁對基礎社會管理體制進行改革。作者在小干部與小人物的故事裡，釋發出來的，顯然是見微知著，以小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