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娟：農民工殺母悲劇是全社會之痛

甘肅省古浪縣農民工馬登學一直單身，和母親兩人相依為命。去年在外打工期間，因老板外逃沒有領到工資。返鄉后，母親向其要錢購買年貨，因無錢給母親，兩人在家中發生矛盾。馬登學認為自己打工掙不到錢，也照顧不了年邁的母親，遂對生活失去信心。於是，將母親殺死，自己到派出所投案自首。（1月21日《蘭州晨報》）

這又是一起因欠薪而導致的悲劇，再次將人們的視野轉移到農民工這一弱勢群體身上來。近年來，每到歲末年關，農民工層出不窮的討薪已不是什麼新聞，公眾也似乎習慣於農民工無奈無助的呼喊。面對馬登學殺母事件，在哀其不幸、怒其不孝的同時，更要反思一下，避免悲劇發生，我們應當做些什麼？

馬登學殺母這起極端事件，從表面看人格脆弱是直接原因，但實質上背后有著深刻而復雜的社會原因。家庭溝通不暢、人際交往匱乏、理想與現實存在反差等，這些都容易導致農民工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問題。特別是一些“80后”、“90后”打工者，普遍存在意志力不強、認識狹隘、缺乏生活磨難等問題，脆弱人格往往成為他們做出極端舉動、走向絕路的主要推手。解剖馬登學殺母事件，我們發現，馬登學辛苦工作一年連給母親置辦年貨的錢都拿不出來，感到生活窩囊愧對家人，在維權艱難、看不到未來的同時，自己又無力改變現狀，選擇消極歸宿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農民工這一社會弱勢群體，大都來源於農村貧困地區，生活在社會底層，他們渴望在城市裡改變生活狀況，渴望在改變生活狀況的過程中，有人為自己“撐腰”，獲得到應有的尊重和尊嚴。但與農民工這些訴求相比，我們的社會服務管理還沒有完全跟上，社會制度還存在漏洞，農民工不僅承受著被欠薪的風險，一年的辛苦勞動面臨付之東流，而且在精神生活上也存在焦慮壓抑等問題，缺乏釋放空間和治本之策。

實現“中國夢”，是建立在每個個體追求夢想的基礎上，建立在每個個體生活改善、社會地位提升、社會身份改變的基礎上。馬登學殺母這起極端事件是全社會之痛，再一次告訴我們，杜絕農民工的消極歸宿，需要他們自身努力，也需要整個社會的幫助。健康的個性人格和健全的社會制度，才能幫助農民工真正實現在城市中的夢想。春節將至，在一片祥和喜慶的氣氛之中，弱勢群體不能成為被遺忘的“角落”。各級政府更要主動扑下身子，多想一想農民工工資拿到手沒有，多問一問返鄉的車票買到沒有，多看一看家裡的年貨准備好沒有……通過點點滴滴、鍥而不舍的努力，把社會制度的漏洞堵上，把溫暖送到農民工的心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