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又：“苦等紅燈40分鐘”不單是文明考題

據新華社消息，日前在新疆烏魯木齊的一個交叉路口，因信號燈故障，一直顯示為紅燈，司機李女士打電話報警后，硬是苦等了40分鐘。李女士的遭遇被報道后，引發當地市民熱議。之后，烏市公安局交警支隊專門就此事召開新聞發布會並公開致歉。(《中國青年報》1月24日)

面對紅燈，李女士苦等40分鐘，這也是出給我們每個人的一道交通文明考題。這個道理並不難懂，難就難在當這樣的情形真的擺在我們自己面前時，到底有多少人會選擇像李女士那樣“傻等”？

信號燈出了故障，這是一些人判斷李女士“傻等”的重要前提。但從交規角度看，信號燈隻要保持紅燈沒變，駕駛員均應嚴格遵守，除非具有甄別和解釋權的交警和交管部門現場予以澄清並糾正。問題恰恰在於，對於這類現象，許多駕駛員習慣基於經驗判斷而一過了之，而非通過正常渠道糾正信號燈的引導錯誤。雖然經交管部門甄別后往往也不會作出處罰，但這種隻顧眼前通行效率的思路，本身也是對既有交規的違反，必定損害制度的公信力。從這一層面看，李女士“苦等紅燈40分鐘”又不單單是一道交通文明考題，無形中還擊中了我們習慣重眼下效率而輕制度長遠建設的社會心理。

不妨再看看前幾天發生的另一件事：廣東佛山一對夫妻，以每張票收10元錢的手續費，幫助外來務工者從網上訂購火車票，前幾天被鐵路警方以“黑票點”查處。在媒體的關注下，原被刑事拘留的二人最終獲釋。不過，按照《刑法》第227條、《鐵路法》第二十七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倒賣車票刑事案件有關問題的解釋》，這10元手續費雖然並不高，但這對夫妻無鐵路客票代理資質，收費也超過每張5元的標准，理當受法律約束。此事之所以能博得公眾同情，皆因為春運難，而這對小夫妻可以幫農民工買到車票。在這個案例中，效率優先思維明顯取代了對既有法律的尊崇。

追求效率當然沒有錯，但效率置於法律框架之下才更穩妥。許多現行體制確實滯后於時代發展的需要，這恰恰証明我們有必要大力改革，而非追求個別看似正確的效率。強調法律下的效率價值，是因為許多問題具有不可復制的個性，突出個體的效率而無視法律的嚴肅性，方便了個體，但也可能無意中立下“壞”的先例。比如，交管部門因交通事故等原因臨時管制路段而亮起的紅燈，可能不被人遵守﹔一些人可能以幫助農民工為名，行網絡倒票之實……

現實生活中，一方面我們總是抱怨許多機制難以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又滿足於就事論事地追求單一的效率。提高效率本身也是制度建設的重要目標之一，但制度並非僅僅滿足於追求個案效率，因為制度是各種因素權衡博弈的結果，所以必須兼顧公平和總體效率。即便有的機制無法滿足現實需要，也應當在改進機制上添磚加瓦，而不是僅僅滿足於具體個案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