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嘉琛：春运是转型期中国的一个隐喻

如果要观察今日中国的成就与问题，春运无疑是最佳视角。在春节前后四十天时间，数以亿计的中国人辗转往返，共同汇成一次人类最大规模的迁徙行动。只要将镜头对准春运时期的中国，将目光聚焦春运路途上的中国人，我们就足以管窥这个东方大国最醒目的辉煌与忧愁，也能感知中国民众最真实的生存状态。

通过春运这个窗口，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国速度”。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发展交通运能的速度也举世瞩目——铁路运营里程已居世界第二位，高铁里程全世界第一，高速公路里程世界第二，民航市场全球增长最快。

另一个速度，则体现为中国民众出行需求的逐年递增。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从1991年到2013年，中国春运客流量从8.5亿人次飙升至34.07亿人次，增长了3倍多，且最近几年都年增近4亿人次。这样的增速，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在浩浩荡荡的春运大军中，还有一股正在壮大的游客队伍，这正是中国人生活水平提升的表现。

从表面上看，春运是一个交通问题，它表现为以上两个速度之间的矛盾，也即运力增长与出行需求增长之间的矛盾。但从本质上说，春运其实是一个发展问题，它几乎是社会转型期中国的一个隐喻，既关乎个体命运，又指涉宏大命题。

观察春运，我们能够看到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人口单向流动。为寻求更好的发展机遇，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告别本乡本土，潮水般涌入城市。春运成为一种周期性迁徙运动，也源于城乡二元结构制造的社会割裂。

观察春运，我们能够藉此审视中国区域发展的失衡。春运客流量的不均衡分布，基本对应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的现状。那些火车票开售20秒即被抢光的地区，必然是迁徙式务工大潮的主要流入地；而火车票相对好买但可选车次较少的地区，多数是中国经济的洼地。

观察春运，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国家的复杂性。今日中国早已不再铁板一块，不同阶层之间，利益博弈比以往更加多元，民众诉求也渐趋丰富。当城市白领乐于用刷票软件进行网络购票时，众多农民工却怅然于售票窗口已很难再买到票。如何协调和统筹各方利益，考验着管理能力与执政水平。

观察春运，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国家的进步。经过多年努力，“买票贵”已成历史， “买票难”的矛盾依然突出。无论是推行网络购票、电话购票、延长网络购票期限、通过微博发布“购票日历”和出行攻略，都是值得肯定的进步。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以这种日拱一卒的方式逐步改变。但不得不说，这种改变和进步的速度、力度都稍显不够，也因此收获的吐槽声远多于赞扬。

观察春运，我们还能摸到中国改革的“硬骨头”。春运不只是铁道部的事，需要交通、民航、发改委等部门合力应对，但目前各部门自成体系，自守圈子，并没有资源共享、信息互通的意愿。另一方面，既得利益者成为阻扰改革的掣肘。相关部门避谈垄断体制改革，消极应对票价需调整的质疑，用行政手段叫停抢票插件，拒绝向电子商务网站开放网络售票接口，其内在逻辑其实是一致的。

现阶段，春运要让所有人满意，可能性为零。主政者要清醒地认识到，春运之困与中国发展相伴生，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必须跳出交通建设的局限，在更宏大的框架内全局统筹。只有将发展问题解决好，才能找到求解春运难题的钥匙。

（作者为海外网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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