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中美摩擦的烈度會加劇嗎

　　領導換屆會怎樣影響中美走向

　　王緝思(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中國領導層更迭完成要等到3月，新領導人選並無太多意外，延續性多於變化，基本的外交決策體系沒有太大變化。奧巴馬和習近平將於2013年秋天見面，可以直接交流。雙方都有很強的動機加強這種對話。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貝爾福中心主任)：基辛格提出中美之間存在認知差異：很多中國人認為美國試圖遏制中國，而大部分美國人認為美國歡迎中國崛起。中國新任領導人面臨巨大挑戰：歷史上管控崛起國和霸權國之間的關系並不容易，大多數以失敗告終。在可見的未來，中國是否想取代美國成為亞洲霸主？李光耀的看法是“當然”。奧巴馬政府第二任期的政策會有更多的延續性。某種程度上其他地區的事件，如“阿拉伯之春”、伊朗、美國國內的挑戰等，將決定亞太地區的情況。

　　崔立如(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新的領導集體將繼續實用性的政策。中國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被動反應性的。現在美中是第一、第二大國，一些結構性沖突不可避免。美國的亞太轉向對中美關系有沖擊，同時中美關系更為成熟，50－70個雙邊對話。中國在經歷困難的國內轉型，政治改革進入深水區﹔中國社會越來越開放，公共輿論影響決策。中美關系更復雜，更多不確定性。

　　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中國保持7%－8%的經濟增長勢頭是可能的。中國居民收入增長促進消費，投資持續，高儲蓄率有助於維持較高速的增長。10－20年在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這兩方面中國還有后發優勢。當然，社會穩定與否會影響經濟增長，尤其是腐敗問題和收入差距的擴大。總的來看，中國經濟保持增長有利於美國對華出口，有利於更為合作的中美關系。

　　托尼·賽奇(Anthony Saich，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埃希民主治理和創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未來發展有三種可能：一是最有可能的狀況，軟性威權主義，經濟發展，加強法治，同時有腐敗、收入差距的問題。二是越來越多元化，形成新的社會契約，像韓國或台灣的政治發展。三是偏離式發展，像普京治下的俄羅斯，精英佔有國家資產，更開放，但腐敗盛行﹔或像拉丁美洲，收入差距擴大。目前很難說哪種情況更為可能。

　　民族主義影響中國外交？

　　謝淑麗(Susan Shirk，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幫辦、加利福尼亞大學聖迭戈分校教授)：現在的情況有點像1995－1996年台海危機后的中美關系，需要重新調整定位。中國現在在亞洲的強制外交否定了過去對鄰國的安撫政策，變為展示決心，這也使得美國調整政策——甚至在亞太分享權力——變得更為困難。對中國來說，強制外交的代價巨大。一些中國外交官認為中國最近的行為很成功，因為有限地使用或展示武力達到了中國的目標，但是這存在著危機升級的危險。

　　約瑟夫·奈(Joseph Nye，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中國民族主義在上升，民族主義對政府合法性很重要。日本民主黨剛上台時，政策對中國有利，但是2010年中國漁民被抓事件，中國反應過度。從去年開始到現在的釣魚島爭端，中國出現反日游行，這說明中國民族主義有其危險性。

　　陳知涯(中國國際戰略基金會秘書長、少將)：中國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比如政策協調，比如更具戰略性﹔對中國來說，並不認為自己是具有威脅性的，很多時候中國都是被動反應，而沒有主動挑起事端。中美關系未來既有危機，又有機會，關鍵在於管控。

　　崔立如：關於民族主義，有的地方被放大了，其實很多東西並不是民族主義。在價值觀問題上，中國國內價值觀的共同點還是多於不同點，但是人們往往更注重后者。

　　傅高義(Ezra Vogel，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中國似乎低估了日本和平主義的力量。最近幾年日本的右傾化跟中國影響不無關系，中國愛國主義教育中的反日教育起到反作用。日本政局不穩，政府更迭頻繁。中國應跟日本的各個政黨發展關系，中日經濟合作，人員交流很重要。美國也要約束日本。

　　美國“亞太再平衡”意在中國？

　　黃平(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所所長)：我想提出幾個問題：一是美國如何“再平衡”？何種程度？軍事、經濟及其他方面如何協調？二是美國國內的挑戰：經濟、政治、外交政策的執行，會不會越來越具內向性？三是如何在亞太地區維持現狀，避免一個新冷戰？

　　約瑟夫·奈：“再平衡”戰略跟之前克林頓政府、小布什政府對亞太地區重要性的認識是一脈相承的。美國對華絕非遏制政策：美國在冷戰期間遏制蘇聯，兩者很少貿易和社會往來。1994-1995年間，美國國內討論的答案是遏制政策沒有可行性，隻有中國才能遏制中國。美國的政策是塑造一個環境影響中國的政策。中國要做的是繼續依靠軟實力，軟實力要源自於文化、價值觀、政策。

　　袁鵬(中國現代國際關系學院美國所所長)：美國“亞太再平衡”不是遏制政策，但的確是在“后推”中國的政策。中國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美國反應還不夠及時、正面。在釣魚島爭端上，美國應像2003年對待陳水扁的防衛性公投一樣，更為明確地跟日本強調不要挑舋。

　　余萬裡(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人們大都認為中國集權所以政策協調，美國多元所以政策不協調，是這樣嗎？中國版的巧實力可以叫“軟硬兼施”，奧巴馬政府的巧實力使用還是比較有效的。當前“亞太再平衡”過於側重軍事，相比之下，美國在中東是硬目標，軟手段﹔在亞洲則是軟目標，硬手段。

　　威廉·托比(William Tobey，哈佛大學高級研究員、前美國國家核安全署官員)：近期來看，亞太形勢不容樂觀，南海爭端源於民族主義，亦或是資源？如果是資源，看歐洲國家如何解決北海爭端，沒有一個國家有能力單獨開採資源。在朝核問題上，實現全面、可核查、不可逆轉非核化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中國某種程度上在保護朝鮮。因此中美兩國如何應對一個和平統一的朝鮮半島？關鍵問題是美國駐韓軍力何去何從。

　　柯慶生(Thomas Christensen，美國國務院前助理國務卿幫辦)：中美不是零和關系，在軍事規劃方面的確存在一些競爭和緊張關系。朝核問題成了一個障礙，這很有諷刺意味，因為朝核問題是中美共同利益最明顯的地方。在南海問題上，美國的確有其利益存在。事實上如果美國把自己直接卷入到南海爭端，就損害了美國和中國的利益。

　　沈丁立(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中美關系中，合作、對抗、競爭最常見。美國繼續對台軍售使中國常常懷疑美國的意圖。在南海問題上，中國沒有把自己的立場說得特別清楚，這使得美國和其他國家感到緊張。但去年中國的確沒有宣稱對整個南中國海擁有主權。

　　時殷弘(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中國繼續和平崛起，將會選擇性地在某些領域取得優勢，但不是全面優勢。亞太未來的一種可能性是權力分享，中美在地區問題上需緊密磋商。當然也有另一種可能性，中國軍事投射能力增強，美國有針對性地進行軍備建設。

　　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如何建立？

　　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前美國副國務卿)：中美需要一個新型大國關系，積極方面是現在有很多對話機制，消極方面是相互信任較少，在伊朗、緬甸問題上政策相左。如何開始新型大國關系呢？中美需要更多會面，要經常性持續對話。2013年阿富汗問題可以是一個很好的起點，中美都希望地區穩定。在涉及伊朗、朝鮮、巴基斯坦、南海等問題上，不定期邀請中國參與美國及其盟國對話，比如中美日，還有印度。

　　倪世雄(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前院長)：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是一個目標，其可能性在於中美經濟相互依賴。也有必要性：在反恐、經濟危機、氣候變化、地區穩定等問題上，沒有中美合作無法解決。挑戰主要有三，一是政治制度、文化、歷史存在差異﹔二是中美核心利益的沖突：台灣、南中國海、釣魚島等問題上，很多中國人不相信美國所謂的“中立立場”﹔三是美國戰略調整和中國戰略機遇相撞，不信任感增加，很多人認為美國的“再平衡”戰略針對中國。

　　賈慶國(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歷史上有和平崛起的先例：一戰前的美國，二戰后的德日。目前中美之間無領土爭端，貿易相互依存，中國不挑戰既有國際秩序，與霸權國有某些共同價值觀。新型大國關系建立挑戰主要在於中國有雙重、矛盾的利益和認同：是富國，還是窮國﹔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等等。美國很想知道中國長遠目標是什麼，但這不可能，因為中國自身還在變化之中，自我認同也還在塑造之中。

　　約翰·伊肯柏裡(John Ikenberry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教授)：亞太地區大國關系的本質在發生變化，從部分的霸權體系過渡到部分的勢力均衡。現在亞太地區范圍延伸到印度、澳大利亞。舊體系對某些國家仍有吸引力，新的勢力均衡並沒有將美國擠出亞太。這個地區經濟上靠中國，安全上靠美國。但未來局面的穩定度如何？中國如何將經濟影響力化作政治影響力？中國需要找到安撫鄰國的方法符合美國利益。

　　王緝思：中國要成為世界大國，不需要先成為區域霸權。中美應展開良性競爭。我提議，中國可幫美國建華盛頓-波士頓的高鐵﹔美國可幫中國建第二艘、第三艘航母。(近日由教育部北京大學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與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共同舉辦了中美關系研討會，本文為該研討會內容摘要，由節大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