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婧：要看到人口之外的其它紅利

近年來，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要不要調整，引起廣泛爭議。

一種意見認為，中國少兒人口出現絕對數大幅度下降趨勢，婦女總和生育率明顯低於正常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已出現嚴重的“少子化”。為應對此趨勢以及隨之到來的社會老齡化，應對現行生育政策進行調整，實行從“一胎政策”到“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的過渡。

另一種意見認為，中國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並不是穩定的，除了個別一些非常發達的大城市外，在全國絕大多數地區，一旦放棄計劃生育政策，目前的低生育水平肯定會大幅度反彈。因此，要想穩定住低生育水平，必須繼續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

為此，中國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王俠日前在全國人口計生工作會議上明確表示：“必須長期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不動搖，把穩定低生育水平作為工作的首要任務，逐步完善政策。”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有一個論斷，存在二元結構的國家，必然會經歷一個從勞動力過剩到勞動力短缺的過程，其中的轉折點，就是人們常說的“劉易斯拐點”。現在我國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長率都呈現下降的趨勢，人們不禁擔心“劉易斯拐點”會很快到來，甚至有學者推測我國的勞動力人口增長率將在2015年前后進入零增長，從而出現“劉易斯拐點”。

“劉易斯拐點”會產生什麼樣的后果？研究發現，在既有的發展模式下，“劉易斯拐點”必然會帶來經濟衰退。因為和一般經濟危機不同的是，人口收縮期將至少持續15年，比歷史上任何一次經濟危機都更加漫長。目前我國主張應盡快對人口政策進行調整的學者，基本上都是以此為根據。但是，他們忽略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如果我們改革現有的發展模式，逐漸由粗放型規模型發展模式向精細化集約化發展模式轉變，“劉易斯拐點”的魔咒並不是不可以避免的。

因此，思考我國的人口政策，有必要擺脫基於數量基礎上的人口紅利固定思維模式，應該在人口的質量上下功夫，在制度、生產要素、全球化資源配置等方面下功夫。比如教育紅利，研究發現，制造業的職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勞動生產率就會上升17%﹔如果職工全部由初中學歷上升為高中學歷，勞動生產率將提高24%﹔而如果都具備了大專學歷，勞動生產率還可以再提高66%。又如制度紅利，其作用可以從我國經濟特區的發展變化上看到。事實上，無論是宏觀層面的就業制度、戶籍制度、養老保障制度等，還是微觀層面的企業治理，我國的制度改進都還有很大的空間。再比如生產要素資本化、全球化資源配置等方面，改革的空間更大。因此，在現有人口政策下，即使我們無法避免“劉易斯拐點”的魔咒，但至少可以推遲它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