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鳴：中國社會經濟面臨四大困難需要直面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於徘徊期，社會也處於大轉型的變形期。民眾對於新領導層抱有很高期望，期望中國能走出當前的迷茫階段。在我們看來，當前中國面臨四大難題亟待解決。

第一，反腐打出新政第一炮。最近一段時間，從政府層面到民間層面，反腐行動都有新突破。統計數字顯示，中國目前已經有118萬左右的“裸官”，這些“裸官”包括行政機構領導、地方機構官員，還有很多國企的領導。針對裸官問題日趨嚴重，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王岐山表示，加強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的管理和監督。認真執行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制度，並開展抽查核實工作。整頓吏治總是重新樹立政府信用的有效戰略，整頓吏治不僅有利於行政效率提高，也有利於保護官員個人不落入墮落定律彀中。就民間反腐來看，表哥和房叔等事件的發酵，就是一個新突破。但是，從整體上來看，我們的反腐任務還很沉重，改革總是受到或明或暗的阻力牽制，連住房信息聯網都不能落實，何況公開官員財產呢？

第二，經濟增長潛力空間有限，如何尋找新突破成為關鍵。經過了近三十五年高速增長，中國當前經濟增長潛力可能遇到了各種瓶頸。最為嚴峻的是，如何化解過去貨幣超發帶來的生活成本和生產成本雙高的挑戰，可以說，從目前來看，這個問題幾乎是無解的。國際形式非常不穩，貨幣戰爭和匯率戰爭背后的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中國依靠外需帶動增長的模式幾乎已到盡頭，短期內無法改變，擴大內需就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不過，不可否認，我們遇到危機往往通過政府投資和項目來拉動經濟增長，民間資本難以啟動，就算啟動也難以有足夠的信貸支持。

第三，社會信任度下降，政府和企業必須重塑信任形象才能緩解信任危機。中國社科院調查顯示，社會的總體信任指標在2012年進一步下降，已經跌破及格線。群體間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現為官民、警民、醫患、民商等社會關系的不信任，也表現在不同階層、群體之間的不信任，從而導致社會沖突增加。社會沖突增加會導致社會風險加劇，比如因為拆遷導致的利益糾紛，由環境安全引發的群體性散步事件，都是這種風險加劇的表現。人們對於權威機構發布的數據不信任，是因為數據造假必然結果，就算是數據是真的，由於人們經常感到數據失真，很多人也不相信這些數據了。這就很可悲，主管部門費了無數精力和金錢，得出的數據成了廢料。

第四，貨幣和房地產成為中國未來最不確定性的因素。很多人否認貨幣超發，他們用各種各樣的概念和數據，非要証明沒有超發貨幣，這無疑是鴕鳥策略，從購買力角度來看，老百姓又不是傻瓜，一百元貶值很多，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關鍵是我們該如何治理超發的貨幣，未來是否還進行貨幣超發，這才是關鍵所在。不可否認，中國房地產處於分化狀態，一線城市房價高居不下是一個事實，這一點沒有任何異議，問題是這樣的價格是否還要持續上漲，直到天花板。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市場經過四年多的大躍進，很多城市淪為了人們常說的鬼城，如果這些地方房地產倒下后，跟著倒下的將是一大片，甚至會引爆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大爆發。

沒有問題的時代是不存在的，分歧點是逃避問題還是直面問題。選擇前者后果不堪設想，總有一天無路可逃，還是要面對現實。選擇后者雖然短期內很痛苦，但是卻不容易錯失改進良機。當前要改革已經成為共識，如何改革往往是迎接問題和挑戰中細化和執行的，相信我們能夠迎接挑戰，並戰勝這些困難。

（注：本文轉載自“朱大鳴--鳳凰博客”，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